如轼说丨密州郊外，苏轼的离任感言“自成高格”

山东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密州城南，荆林馆外。抬望眼，秋禾稀疏，宿麦萧瑟。

此刻，寒风中，即将赴任河中府的苏轼跨马欲行，突接禀报：孔密州差人送来送行诗。

一年前的春天，时任密州知州的他也曾和诗荆林，为结束公干离开密州的屯田员外郎、京东路提点刑狱段驿（释之）送行。那时，因段绎有侄女在密州的缘故，苏轼还热情相邀段屯田“谢女得秀句，留待中郎归”，而此时自己则是“逆旅行人，传舍过客”，就在几天前，与新任知州孔宗翰交接完工作后，他曾无限感慨地写下《东武留杯》：“莫笑官居如传舍，故应人世等浮云。百年父老知谁在，惟有双松识使君。”

苏轼于马上，吟读孔宗翰的送行诗，不禁心生“清诗为题品，草木变芬菲”的丝丝暖意。虽然孔诗已佚，但从此前两人的交往和接下来和诗意蕴推测，孔诗中一定有对苏轼政绩的肯定、友情的流连、未来的祝愿，此情此景，苏轼离憾、别情，不舍、委托喷涌而出……

“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和所有离任官员都会发出“永远都是此邦人”相比，苏轼的“永远都愧此邦人”，虽一字之差，其境界迥然，自成高格！和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工作哪怕有一点瑕疵，都如同身上扎了刺般坐卧不安，这才是为官真性情、为民真感情！

苏轼做到了！“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遥想两年前的熙宁七年（1074）。苏轼倅杭起程赴密路上，作《沁园春》，把自己与弟弟苏辙比为“当时共客长安”的“陆机、陆云”，发出“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情。

两年多时间，人生中第一次担任地方主官的苏轼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赤地千里的旱灾，飞蝗蔽日的蝗灾，盗匪猖獗的人祸、溺婴鬻子的陋习、强推新法的弊端等等。苏轼殚精竭虑，全力以赴，实施了六大综合治理工程：

灭蝗灾。他亲自下田干在一线，以至“我仆既胼胝（手足重茧），我马亦款矻（疲劳）。飞腾渐云少，筋力亦已竭”。面对“蝗不为灾”的瞒报谎报，他亲自上书搭接“天线”，讲明灾情，请求朝廷免除秋税，出台奖励政策激励百姓下田灭蝗除卵，可“得米济饥还小补”。用“秉畀炎火（谓捕捉蝗虫用田禾焚烧）”之法，及“荷锄散掘”之术，指导科学灭蝗。果然，治蝗斗争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县前已窖八千斛，更看蚕妇过初眠。”苏轼在诗中有自注说：“蚕一眠，则蝗不复生矣。”

惩盗贼。对于“盗贼渐炽”，苏轼一边他上书朝廷《论河北京东盗贼状》盗必须治本，并与治事、治吏相结合，挖掉盗贼产生的根源。同时积极进行搜山抓捕，区分犯罪性质、主从关系，鼓励民间举报， “明立购赏，随获随给，人事竞劝，盗亦敛迹”。

抗天旱。积极寻找水源，如苏轼发现常山“庙门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车轮，清凉滑甘，冬夏若一……乃琢石为井，其深七尺，广三之二。”于是命名雩泉，供百姓抗旱救灾之用。苏轼还两次率吏民群众登常山祈雨救旱，果然得雨。

救弃婴。苏轼在《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诗中沉痛地写出了“洒涕循城拾弃孩”的事实，并向友人叙述了拯救弃婴的经过：“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

兴文化。知密期间，他筑造超然台，兴修盖公堂，以平均三天一篇的速度，留下209篇诗文，注明的“密州四曲”中，有千古第一中秋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千古第一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千古第一超然词《望江南·超然台作》，以及上元节后五天，梦亡妻王弗写下的千古第一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苏轼的超然思想、豪放词风根植于齐鲁文化这片沃土，可是巴蜀文化与齐鲁文化双向赋能，相互塑造的结果。

尚勤廉。苏轼有着强烈的民本心，以百姓为心，常扪心自疚自己工作没有做到家：“我衰临政多缪错”，“民病何时休？”“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这种对人民谦恭自愧似芒刺肤肌的心绪，是其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他甚至为自己的不称职而等候“汰逐”：“高密连年旱蝗，应副朔方百须，纷然疲苶，日俟汰逐。”

一切不能造福百姓的知识都是空洞的，不让老百姓吃上饱饭、好饭，读多少书写多少字都毫无价值。苏轼的这种“自我否定”，应该值得后人充分肯定、发扬光大！“方将怨无襦，忽复歌缁衣。”苏轼说，正在老百姓抱怨缺少冬衣的时候，终于迎来了贤明的太守。“堂堂孔北海，直气凛群儿。朱轮未及郊，清风已先驰。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滔滔满四方，我行竟安之。何时剑关路，春山闻子规” 。

苏轼把孔宗翰比作正气凛然的孔融。说你的车子还没到城郊，清廉的风度和清新的作风便传到了郡邑。我如今将全郡百姓托付与你，这众多贫弱的百姓要劳你费心了。你的名声天下都知，我这样离去也算安心。什么时候我才能放下重担返回家乡啊，真想念春天山中杜鹃的声声鸣叫。

文人不相轻，交接各相惜。不得不佩服苏轼的官德，君子之德风，其谦虚语态、谦让姿态和空杯心态值得当下从政者反复体悟。

苏轼的“离任感言”，绝非冠冕堂皇的场面话。

身为孔子第46代孙的孔宗翰比苏轼大7岁，也是位尚实干、多政绩的好官，后官至刑部侍郎。元丰八年（1085)，正是孔宗翰上书朝廷，才开启了孔氏家族合修谱牒的序幕（参见《苏轼与山东（5）熙宁九年的中秋，属于东坡，属于孔宗翰》）。

他历任知仙源县（今曲阜）、通判陵州、知兖州，在任地方官之际，“治有条理”，大公无私，特别是嘉祐四年（1059），他担任虔州（今赣州）知州时，面对水患，组织带领州人以石砌墙基，再用熔化的铁水浇铸千石缝间，使之凝固成坚固的整体。从此，虔州城宋城墙历时900余年不倒，他主持筑造的八境台如今已成文旅胜境。

苏轼与孔宗翰的交谊依然延续。其后，本赴河中府任职是苏轼被朝廷一纸调令改为徐州知州。熙宁十年（1077）四月，苏轼与孔宗翰唱和不断，曾一口气和孔宗翰绝句五首。

在《东栏梨花》中，苏轼写道：“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这绝不仅仅是首咏梨花的诗，而是寓情于物，借物明志。其折射的，正是宋诗的“理趣”灵魂：哲理、意象、情感、议论要素的浑然一体！他与孔宗翰共勉，为官之道，要像东栏那株白如雪的梨花，居俗世而自清！这应该带给现代从政者深深触动：不要人夸颜色好，在有限的职业生涯中，清白做人、清爽做事，清气当空比什么都好。

人生看得几清明！

（作者已授权大众新闻客户端共享内容，如转载请经原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