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国栋丨父辈的身影——山东博物馆建馆七十周年纪

七十年前的今天，即1954年8月15日，文化部文物局正式确定山东省博物馆筹备处为全国省级地志博物馆试点单位，这一天被视为山东博物馆建馆纪念日。2024年7月25日，山东博物馆建馆七十周年暨博物馆教育与研究研讨会隆重举行。我应邀与会，并根据采访要求撰写了《父辈的身影》，收录于齐鲁书社出版的《山东博物馆七十年（1954——2024）》一书中，标题为《牛继曾哲嗣牛国栋访谈录》。

山东博物馆建馆70周年大会现场（牛国栋 摄影）

山东博物馆建馆70周年大会与会代表合影（张光华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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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父亲牛继曾（1932——2000）从省立济南中学毕业不久，入职山东自然科学教育研究所，父亲和他的同事都简称其为科教所。听父亲说，这一机构1949年1月在已属解放区的益都（今青州）成立，三个月后随山东省人民政府迁至济南，所址在经七路纬一路，所长徐眉生、副所长秦亢青。

徐眉生早年毕业于北平高等师范学堂生物系，20世纪20年代，他在山东省教育厅教育训练班任教，1928年10月赴临沂任省立五中校长。在他带领下，仅四五年时间，这所中学便成为鲁东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学府。徐眉生熟悉教育，他发起成立科教所的主要目的和职能便是搜集、研究和制作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教学仪器、自然标本、模型，以及地图及科普挂图等，为教育科研服务。

这座位于经七路纬一路的小洋楼曾为省科教所办公楼（王成军 供图）

科教所设理化、生物、地学、编绘四个组，其中编绘组长由吴天墀担任，他从事教育工作多年，20世纪20年代曾任山东大学工科讲师。在他牵头下，编绘组与生物组默契配合，在两年时间内，绘制了十几种科普及教学成套挂图，其中有《从猿到人》《人体生理卫生》《脊椎动物》《孢子植物》《裸子植物》《种子植物》《被子植物》《海洋》等，其题材内容、手绘技法、色彩运用等，均受到省内外科普、教育界同仁好评，尤其是《从猿到人》和《海洋》等系列挂图，列入“介绍自然科学常识挂图”系列，采用进口道林纸彩印，由上海新亚书店出版，中国科技图书联合发行所总发行，并在汉口、重庆和贵阳分销，成为华东、华中和西南区域中学形象化教学之利器，也使科教所在新中国初期的科普教育界小有名气。

笔者收藏的《从猿到人》挂图

省科教所出品广告

公余之暇，吴先生尤擅画虎。父亲晚年曾撰文《北方“虎王”吴天墀》，发表在1994年的《春秋》杂志上，并被收录于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画家吴天墀》和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吴天墀画集》中，专门论述其绘画成就。

1952年10月，全国文化教育机构进行调整，省文教厅决定，由科教所接管私立广智院，合并改组为山东自然博物馆筹备处，包括父亲在内的全所47人搬至广智院办公，与广智院留守副院长袁叶如等12人共同组成工作团队，两家机构拥有的各种标本、仪器、资料等3215件都成为筹备处藏品。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父亲遂成为省博物馆前身的首批职员，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博物馆人。他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省博物馆由创建之初到蓬勃发展的过程。他四十三年的职业生涯中，除两年到省文物总店任职外，绝大部分时光是在广智院度过的。

1947年的广智院鸟瞰

1952年12月19日山东自然博物馆筹备处全体人员在广智院小礼堂前合影

广智院始建于1904年，由英美基督教机构投资，其主要功能是展览展示、宗教礼仪与科普教育，其收藏及陈列内容分为天文、地理、矿物、动物、植物、历史、艺术、文物等十三大类、两千余组，万余件藏品。胡适、老舍、陈嘉庚、王大珩等文化学者都曾来此参观并给予很高评价。这里遂成为我国早期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私立博物馆之一。

民国时期广智院展厅外景

1929年广智院幼童协修会民家识字学校师生合影

1930年广智院卫生展览会开幕式嘉宾合影

广智院不仅展陈内容丰富，其建筑形式及功能设置也颇为考究。房舍采用中国传统庭院式对称布局，坐南朝北，南高北低，南依圩子墙，北靠老城腹地。其中陈列大厅空间高阔，屋顶设有大面积采光井和玻璃天窗，采光充足，易于通风，有利陈列与观赏。南段小礼堂，精巧别致，有两层坐席，可同时容纳六百人，与旧军门巷新华电影院规模相同，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仍放映电影。

院内步道系统采用中轴线设计，从北大门进入，经展厅室内引廊、室外连廊及鹅卵石径等将各幢单体建筑空间串联。建筑采用砖木结构，青砖灰瓦，翘檐花脊，辅以砖雕、石雕等装饰造型。每座建筑底部为半地下室，旨在防潮，并配有完备的排水系统。院东西两侧为透景花墙，与院外隔而不堵，透而不露。房前屋后及道路两旁芳草如茵，百花争艳，西方园林中的绿篱、“爬墙虎”被广泛栽植。

民国年间广智院展厅内景

1953年10月18日，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来济南，在广智院小礼堂做了题为“怎样办博物馆”的报告。他作为新中国文博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对地志博物馆的性质、特点和任务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这对父亲影响很大，父亲曾撰文《忆冶秋局长在山东省博物馆的言谈》，收录国家文物局编，文物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的《回忆王冶秋》一书中。

1931年刊行的《济南广智院志略》

王冶秋讲话第二天，文化部即批准山东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简称省文管会）的陈列、文物保管部分与省自然博物馆筹备处合并，成立山东省博物馆筹备处，省文管会主任张静斋兼任筹备处主任，王献唐、徐眉生、秦亢青任副主任。省文管会驻地世界红卍字会济南道院旧址及所藏文物遂划归省博物馆筹备处。

济南道院晨光阁（后改称文光阁）及碑亭

济南道院建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广智院相同的是，也地处南圩子墙内，占地1.61万平方米，为仿古宫殿式建筑群，院落四进，坐北朝南，对称布局，建筑精细，多为琉璃瓦覆顶，气势恢宏。最后一进院落主要建筑晨光阁（后改名文光阁），系全院制高点，三檐三层，是当时济南两道城墙以内的最高建筑。整座建筑群堪称民族建筑风格与近现代工艺完美结合的典范。

从这时起，馆内人员称广智院旧址为东院，称济南道院旧址为西院，而济南道院附设化育小学旧址则谓之西小院。在当时各省市文博系统“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能拥有如此规模的馆舍，令省内外同行羡慕不已。

山东博物馆陈列的秦亢青的山东省博物馆副馆长任命书

1954年8月15日，文化部文物局正式确定山东省博物馆筹备处为全国省级地志博物馆试点单位，这一天被视为山东省博物馆建馆纪念日。1956年底，正式任命徐眉生为山东省博物馆馆长，秦亢青为副馆长。

省博物馆筹备处的组成，绝不仅是展览场馆及藏品的叠加与扩充，更是专业队伍的壮大和提升。有了考古、古代文献研究及金石书画鉴定等专业学者的加盟，博物馆从业队伍如虎添翼。王献唐即为山东文博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山东博物馆展示的省立图书馆文物南迁雕塑，前为王献唐，后右屈万里，后左李义贵（作者 池清泉）

王献唐早年就读青岛礼贤书院，先后在济南《山东日报》和《商务日报》任编辑。1929年任省立图书馆馆长，兼任山东通志局筹备主任和齐鲁大学讲师。他一生勤于著述，身有遗稿数百万言。他长于文物鉴定，精于目录学，诗、书、画、印功力深厚。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使馆藏古籍善本、书画与金石器物精品免于战火，他与时为省图书馆编藏部主任屈万里及工友李义贵，护送文物精品南迁，历时一年零一个月，行程七千里。1950年冬，这批文物完好无损，完璧归赵，后成为省博物馆藏品。

为筹备“山东地志陈列”展览，王献唐主持了历史部分的陈列主题结构设计，并对陈列大纲多次提出具体修改意见与建议。1956年2月13日，山东省地志陈列在西院正式对外开放，这是新中国后举办的第一个大型地志展览，在全国文博界引起强烈反响。文化部文物局在济南举行了具有现场会性质的全国地志博物馆工作经验交流会，这也标志着省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山东地志陈列开幕后，观众络绎不绝

这是笔者收藏的1956年3月1日印发的《山东省博物馆陈列内容简介》

山东省博物馆陈列路线图

当时文博专业人才匮乏，文化部文物局遂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大联合举办考古训练班，1952年4月至1955年共举办四期，每期三个月，山东先后派出杨子范、王思礼、台立业、刘云生等人参加，他们后来都成为省博物馆的中坚力量。1956年9月，父亲赴北京周口店参加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举办的首期古生物化石发掘与修复培训班，为期三个月。并于次年在北京参加了长达一年的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筹建工作，这些都使年轻时的父亲得到很好历练。

1958年春，父亲作为省博第一批下放干部去了桓台索镇。临行前馆里组织简朴的欢送仪式并在西院合影留念。父亲个子高，平时合影时总是站后排或靠边，而这次胸前配戴大红花的他站到头排中间位置，两位馆领导退到第二排，以示对下放干部的鼓励。

在博物馆各项业务中，父亲从事最多的是陈列工作。1959年7月，父亲参与山东革命史新民主主义时期部分的展览陈列。1963年至1977年期间，他任陈列组（后改为部）副主任、主任，主持举办了“山东近百年史”展览，弥补了基本陈列一段历史空白。1972年上半年，父亲主持“山东文物展览”各项筹备工作，展览于5月23日对外开放，这是自1966年5月省博闭馆六年后的第一个展览。1975年，由父亲主持了《山东革命文物》展览。

1972年，省博全体干部职工在西院“文物展览”序厅前合影

1982年12月，山东省博物馆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在济南举行，父亲当选为首任秘书长，并编辑出版了首期学会会刊。1983年3月，父亲在中国博物馆学会首届学术讨论会上的论文《略谈博物馆学的组成部分——陈列学》收录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博物馆学论文集》。

父亲还参与业务培训工作，曾到淄博临淄，为北京大学历史系举办的考古短训班讲授革命文物专题课；到文化部文物局泰安培训中心，向全国各地的学员们讲授“博物馆学陈列工作”和“中国当代博物馆学概要”。

1989年4月，父亲撰写的《山东省博物馆陈列体系基本构想》，收录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博物馆学会与博物馆工作》一书，成为博物馆陈列的基本依据与重要参考。父亲与他人合编的《山东文物纵横谈》和《山东近现代画史》，分别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和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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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底，父亲成了家，馆里给分了房，父母及姑奶奶一同由南门前帝馆街搬进广智院，以馆为家，安顿下来，1961年春天，我便出生在这里。童年时代的我，仰望着父亲和他的同事们，他们那代人中的大部分，一生默默无闻，有些后来成为各领域翘楚。在我眼中，他们都是邻家的伯伯、叔叔和阿姨，那样寻常，那样和蔼可亲。直到如今，在这座大院子里所看到过林林总总，那些人和那些事，还时常在脑海中闪回。

1961年3月，省文物管理处与省博物馆合署办公，内部统一领导，对外两块牌子。这是两个单位合署办公后部分人员在广智院旧址西门外合影。前排右一为省博副馆长秦亢青，右二为文管处副主任王兰斋，右三为省博馆长徐眉生，右四为文管处副主任赵仲三（秦玉海 供图）

当时的广智院以小礼堂为界，北为展览区，南为办公区，职工宿舍散落其间。展区北大门没有展览时呈关闭状态，几户人家从小铁门出入。办公区则经西花墙外的胡同从西门进出。胡同西侧便是省立二院，即今齐鲁医院和时为街办小冶金厂的南关基督教堂旧址，后为齐鲁医院营养食堂。

当时馆里上下班和做工间操还沿袭敲钟报时的传统。一口不大不小的铸铁钟挂在西门内一棵高高的老槐树上，敲钟的任务每每由传达员张大爷来完成。他吃住在传达室，面庞红润，脑门光亮，报时也精准。每当他用长长的绳索拉响铁钟时，树上和屋檐上的燕子与白鸽惊飞，盘旋在空中，动听的鸽哨声时近时远。

1960年4月18日，青海省六人在省博实习结束后于广智院小礼堂南侧长廊前合影（秦玉海 供图）

西门内左侧便是王冶秋当年作报告的小礼堂，“文革”时放映过幻灯片《沈秀芹先进事迹》，还上演过活报剧《一块银元》。后来成为馆长的卢传贞当时头扎羊肚子白毛巾，嘴上粘着假胡子，饰演剧中老爹，有着浓重鼻音的车英华饰演女儿。

小礼堂南侧是一长溜的两层办公楼，楼西头的楼梯陡峭，各部室人员都集中在此办公。办公楼南侧有幢两层带阁楼的别墅，外立面布满“爬墙虎”，旧时为广智院院长宅邸，后为馆长办公室，父亲曾办公于此。别墅南侧有小花园，每至春天，海棠花开，芬芳艳丽。

这幢二层小楼为旧时广智院院长别墅，后为省博馆长办公室

别墅东南方是篮球场和食堂。馆里篮球爱好者不少，后来成为考古学家的张学海便是其一。他个头不高，江南人，平时斯文，打起球来却生龙活虎。这块场地还用来进行拔河比赛。翻看历史照片和父亲的相册时，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民国时期的广智院，合影多在展厅门前台阶处；20世纪50年代的合影大多以小礼堂为背景；60年代末开始，这块球场成为职工合影的主场地。

1968年9月14日，省博欢送“军代表”回部队合影。后面的二层青砖楼即为省博办公楼，系广智院旧有建筑。

60年代省博职工在东院篮球场合影

食堂是座两面坡顶的红砖大瓦房，在广智院一派青灰色基调的建筑群落中属于异类，显然是后来所加盖。伙房与餐厅之间用玻璃木隔断分离。苏师傅是伙房的大拿，据说他旧时曾在大户人家当厨，后来做大锅饭也兢兢业业。食堂饭菜大都自己加工，所蒸窝头没有尖，而是用马口铁模具扣出来的梯形圆筒子。白面馒头不是半圆，而是一排安装在木板上的刀具切出来的准长方形，人们叫它发面卷子。

餐厅里除了几张圆形餐桌，还有一张墨绿色乒乓球台。后来成为汉画像石研究专家的蒋英炬球打得好，拉弧圈有些专业水准。餐厅北墙上有放置碗筷的木制多宝格，大伙吃完饭刷完碗，都将搪瓷碗、钢精勺、竹木筷子放在格子里，格子并非固定到人，却有条不紊，一点不乱。学考古出身的张其海吃饭时喜欢用西式刀叉，吃窝头也用刀切，再用叉子送到口中，他那副亮晶晶的刀叉在架子上格外醒目。

小礼堂与办公楼中间有青砖垒砌的带有顶棚的连廊，连廊东侧有月亮门，通向东跨院，也是我回家的必经之地。东跨院中央是个空场子，有几棵参天大杨树，南北两端各有一排平房，南排平房东首住的是赵仲三，听父亲说他是位“老革命”。1961年，由省博物馆代管的省文物总店成立，赵仲三为首任经理。对他家最深印象是破了坐垫露出棉絮的木转椅，还有一架落地钟，钟摆左右摇晃，嘀嗒作响。他家西邻是高洁家，院子里有四棵石榴树，盛夏榴花似火，秋日硕果累累。

本文作者幼时与父母及亲友在广智院月亮门前留影（冀刚摄于1962年）

院子北侧那排平房，中间有个拱形门洞通往我家，门洞东边是刘士荣和房志敏家，仅两间房子却是个独院，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门洞西边是模型组，标本和模型制作专家王因陈、刘天恩、牛仲山、董典之、孟振亚，青铜器修复专家潘成琳等都集中在此。60年代后期模型组门前木头案子上摆放着一只巨大的海龟，估计是要做成标本，经过处理后在那里晾晒。

过了门洞见到的第一户人家是杜明甫家。他身材消瘦，有着大大的眼袋，常穿深色中山装，不太爱说话，是陈列专家。杜宅北侧有幢与展厅连在一起的小楼，空间逼仄，楼梯狭窄，这便是徐眉生家。他身材微胖，有着大大的脸盘，见人面带微笑。

徐家西邻斜坡屋顶下是董典之家。他心灵，其子胖胖哥手也巧，会做各种木玩具。董家西侧是个玻璃花房，斜坡玻璃顶子上有苇箔做成的帘子，用来调节进光量。花房里没有崔健歌中的姑娘，护花使者则由胡大爷担纲。花房正对的南墙根下有石磨，周围邻居都到这里磨各种面。

本文作者幼时与母亲在广智院住宅门前花墙子下留影（冀刚 摄于1962年）

从门洞进来向右拐便是我家。这原是展厅东南寓的配房，是间会客厅，有20多平方米，屋门朝东，面对广智院东花墙。屋北侧几米之遥是间半开放的棚屋，里面存放着20多米长的大鲸鱼标本，我每次回家，总是先隔着木栅栏看看这头大怪物，闻闻那里散发出来的奇特味道，长大后才知道那是防腐用的福尔马林药水味儿。

北院展厅的北侧的那几户人家，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临街北墙都是高高的六角形窗户。郑钧培家每到冬天喜欢切下青萝卜头用水泡着养萝卜花，放在南窗台上，开出的小花金黄灿烂。

对有些长者，我虽记不清他们具体住在哪里，但他们留在广智院里的音容笑貌令我难以忘怀。像见人彬彬有礼，说话京腔京韵的王绪，是位“老北京”，生物学出身，遇事则亲力亲为。后到烟台博物馆任职的李前亭，二胡拉得好听，《骏马奔驰保边疆》被他演绎得心潮澎湃。后来成为国内知名考古学家的郑笑梅，平日笑容可掬，争论起问题来常常面红耳赤，据理力争。后去青州博物馆任职，发现龙兴寺石佛有功的夏名采，在广智院时却喜欢开玩笑，更喜欢打毛线活，还常常是边走边打。工作主要是写展览说明牌的杜显震，空余时间爱在扇面上写“江山多娇”、“风景独好”之类，后来成为书法家。法惟基平时常自言自语，临魏碑却是一绝。从最早的文管会就一直兢兢业业、默默无闻从事文物保管工作的刘敬亭，整理编著《山东省博物馆珍藏甲骨墨拓集》，收录了馆藏1970片精品甲骨拓片，成为这一领域专家。其中每片甲骨上的释文均有刘长忠手书于拓片上，蝇头小楷，字迹工整，清新隽永，而他只是馆里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会计。考古发掘时遇到塌方被砸伤脖子的刘承诰，有很长时间戴着颈托上班，依然是那样乐观，后来成为字画、翡翠等杂项的鉴定专家。后来负责办公室工作的王金惠硬笔书法极好，所刻蜡板可视为字帖。资深讲解员邓学梦，解说起文物来字正腔圆，饱含深情，富有感染力和亲和力。

广智院建筑山墙上砖雕精细（牛国栋 摄影）

20世纪70年代初，有两位先生先后调来省博物馆，后来都成为国内知名学者。一位是朱活。他身体矮小瘦弱，似无缚鸡之力，却是享誉国内的古钱币研究大家，他的《古钱新探》是这一研究领域绕不过去的专著。另一位是吉常宏。他在馆里时间没几年时间，向全馆同人讲授“文物考古与历史文献关系”和“古代汉语”。那时他负责馆里资料室，父亲带我去拜访他，说有问题可以直接向其请教，腹中空空的我当然提不出啥问题，他推荐我看《古文观止》。后来他参与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并出版专著《古人名字解诂》，成为国内知名训诂学家。

20世纪70年代初，广智院建筑群开始支离破碎起来。当时省博拥有了嘎斯69中吉普和大卡车，为方便车辆通行，那座月亮门和连廊遭拆除。花墙子也以安全为由将砖孔堵得严严实实。小礼堂也难逃厄运遭拆除，原地建起方头方脑的库房楼，以存放汉墓竹简而被称为竹简楼。广智院从此被拦腰斩断。1992年，省博迁新址后，竹简楼及其以南区域划归时为山东医科大学附院，即今齐鲁医院，那座院长别墅和两层办公楼随即被拆除。

1969年春天,父亲要随馆里全体人员赴邹平见埠村搞“斗批改”。为方便母亲照料我和弟弟，我家便从广智院搬至小清河畔的母亲单位宿舍。我留恋广智院里度过的童年时光。离开后的最初几年，我常嚷嚷着父亲带我回广智院看看，找儿时的玩伴，看看那些老房子、石榴树和丁香花。1987年，我有了一台120海鸥4A型相机，所拍的第一支黑白胶卷便对准了广智院，并为父亲与那座他曾经办过公的小楼拍下一张合影。

1992年10月1日山东省博物馆新馆开馆纪念册

1991年6月，父亲主持省博物馆工作。当年8月1日，千佛山新馆举行隆重奠基仪式。省文物局成立由局领导挂帅的新馆陈列领导小组，父亲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主持召开新馆陈列工作动员大会，布置分配展陈筹备工作。同时，督促建筑施工周期，从而确保了1992年10月新馆主体工程竣工，省里六大班子主要领导出席了隆重的落成典礼。与此同时，馆内日常工作照常进行，西院还举办了《孔子文化大展》《'91世界旅游日暨首届中国旅游书画艺术节》《山东对外文化交流展》《山东民间文化艺术展》《人体与健康》等展览。因劳累过度，新馆工程竣工典礼一周后，父亲病倒在新馆现场。

1993年春，父亲退休后，依然对博物馆事业充满深情与眷恋。他回眸总结走过的路，也憧憬美好未来。他饱蘸笔墨，撰写《山东省博物馆简史》，收录于《山东省文化艺术志资料》第二十四辑中。他还依据自己工作四十多年所积累的笔记、日志等资料，整理撰写出《山东省博物馆工作纪事（1952.10——1992.11）》，上起自科教所接管广智院之日，下止于他卸任馆长职务之时。在看似冷峻、枯燥与细碎的文字里，最有温度的是他对同事们为博物馆事业所做贡献的记述，字里行间中看得出他非常敬重那些学有所长，在博物馆各专业领域里取得成就的同事们，他为有这样一个集体而骄傲与自豪，为同事们所取得的每一项业绩鼓与呼。他的这些据实写作，成为馆史的重要补充与参照。

济南道院附属化育小学旧址，后为省博宿舍（牛国栋 摄影）

我家再次搬回到博物馆是在1979年，住进了西小院内刚刚建起的五层宿舍楼，与济南道院文光阁朝夕相处。这座有着九层石阶和西式门楼的小院原是座大四合院，20世纪50年代王献唐曾居住在这小院的三间房子里。在我家住的这栋新楼上，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前辈、省博创始人之一的秦亢青，副馆长南玮君，老馆长卢传贞，书画鉴定专家、书法家关天相、陈梗桥，考古学家张学海、王思礼，考古学及古文字学家王恩田，文物摄影及暗房技术专家冀刚，第一代讲解员邓学梦、赵丽华、王晓燕，书画装裱专家杨正旗，古陶复原考古专家钟华南等，都与我家为邻。

当年与王献唐一同南迁的李义贵由文管会职工合并到山东省博物馆，默默无闻地工作到退休，他与我父亲住同一单元。与他一墙之隔的关天相，系民国济南画坛“四大家”之首关友声的族侄，广识博学，尤擅书法，金文最佳。

60年代的父亲在广智院旧址（冀刚 摄影）

千佛山建新馆时也新建有职工宿舍楼，原本父亲是有条件搬新家的，但父亲没搬，依然住在这栋老楼上。无论卧室窗户还是阳台，都能近观济南道院的大屋顶。看得出父亲这一生能与广智院和济南道院这两处“国宝级”大院为邻，便心安理得。只可惜父亲过早离开了这个世界，无法给我讲更多的博物馆奇妙故事。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山东博物馆相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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