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轼说｜苏轼论墨子

苏轼与山东（24）：苏轼论墨子

按：金秋假日，余赴滕州观公堂觅西园，前木石村农民李存建兄点题“苏轼与墨子”。虽此课题尚未有前人论及，然感佩其苦寻三载找回失落76年的《滕县公堂记》碑、创建墨子文化民间博物馆之事迹，乃以不逮笔力，草拟抛砖之作，并希望更多朋友都能读得懂、乐于读，有启发。

齐鲁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脉，自汉以降，儒家思想便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主流价值观念。在北宋儒学繁盛的西南重镇眉山，苏洵以“孔氏之遗法”，指导少年苏轼、苏辙系统学习儒家典籍，至嘉祐元年（1056），21岁的苏轼和18岁的苏辙赴京应试前，已经饱读《尚书》《春秋》《论语》《诗经》《史记》《汉书》等经史子集。礼乐诗书易，齐鲁圣贤地，成为这对眉山少年的精神原乡。

虽然苏轼纵横飞扬的思想世界儒释道三教杂糅交织，但他终其一生都是“以儒为本，兼收佛老”的儒者，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诗情儒学的集大成者，他积极的入仕态度、济世情怀、做事准则，都深受儒家思想浸润。在苏轼心中，孔子既是“道大德全”的先圣，又是“致敬效法”的先师，这就决定了他在论述先秦诸子百家时，始终持之以儒家的立场观点。在其诗文唱和中，他又多次化用墨家典故，并尝以“墨突”“墨守”自喻，显示了“并包齐鲁穷海堧”的深厚学养。墨家的“兼爱”、“节用”等思想则潜移默化为其政治主张和从政经历的点滴，悄然为苏轼“平民人格”增添了独特魅力。

文论儒墨相争

墨子，名翟，约晚春秋时代的孔子近200年出生，是和孟子同居战国前期的思想家。晚清学者孙诒考《吕氏春秋》等作《墨子间诂》《墨子传略》，认定其籍在鲁，现代墨学名家张知寒则进一步考证出生地乃邾国（后归属鲁国）“滥邑”（今属枣庄滕州）。

郭沫若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称：“自春秋末年以来，中国的思想得到一个极大的开放，呈现出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的墨子，因批判改造儒学部分观念而另立学派，勇开百家争鸣的“第一腔”，一时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显学篇》）。以孔子孙子子思及学生孟轲为代表的思孟学派，一方面首提“诚”，将孔子伦理思想扩大化，形成以“仁、义、礼、智、圣”为五行纳入人心的闭环体系，一方面与杨朱、墨翟等展开论辩并斥之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从而立起先秦儒学又一高峰，至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学由显学逐渐变为绝学。

基于以上历史背景，嘉祐六年（1061），26岁的苏轼，在应制科试的《贤良进卷》中，多篇进论涉及墨子学说。由于“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常“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苏轼《与李端叔书》），所故在《子思论》中，苏轼把“百家争鸣”简单归因为“夫子既没,诸子之欲为书以传于后世者,其意皆存乎为文,汲汲乎惟恐其汩没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论。论立而争起”，“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庄周、杨朱、墨翟、田骈、慎到、申不害、韩非之徒,各持其私说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将惑之,而未知其所适从，奈何其弟子门人,又内自相攻而不决”。

在《韩愈论》中，他批评韩愈没有认清儒墨两家“性情论”的差别，认为“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并进一步概述孔子为何仁爱而不兼爱、祭神而不明鬼：“孔子曰：‘泛爱众而亲仁。’仁者之为亲，则是孔子不兼爱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为如其存焉，则是孔子不明鬼也。”

苏轼一生都将尊儒放在至高位置。元丰元年（1078），43岁的苏轼在徐州应蒙县令秘书丞王兢之请作《庄子祠堂记》，指出庄子评论天下道术，认为墨家、道家等人的学说实际上都出于一家，而没有说到孔子，这说明他对孔子尊重到极点。

“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杨、墨。’盖以是配禹也。”

元祐三年（1088）十二月，53岁的苏轼应欧阳修之子欧阳棐之请，作《六一居士集叙》，对孟子将“距杨、墨”与大禹治水、孔子写《春秋》相提并论给与充分肯定，认为“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孟子之言行，而杨墨之道废”，假使那时人们就看清孟子统一国家意识形态的作用，就不会有“申商韩非之学，违道而趋利，残民以厚主”，以至“秦以是丧天下，陵夷至于胜、广、刘、项之祸，死者十八九，天下萧然。”

诗唱墨家典故

正如苏轼在元祐二年（1087）八月所作《齐州长清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引》偈曰：“并包齐鲁穷海堧，犷悍柔淑冥愚贤”，苏轼的诗文中，儒墨道法释阴阳等皆兼收并蓄，多次以“墨突”、“墨守”自喻，体现其深厚的史学功底和文学素养，也显示其尊孔不惟孔的学术视野。

孔席墨突

墨突不暇黔，孔席未尝暖。

安知渭上叟，跪石留双骭。

一朝婴世故，辛苦平多难。

亦欲就安眠，旅人讥客懒。

嘉祐七年（1062）三月，任陕西凤翔府签判的苏轼赴太白山祈雨，途经横渠镇磻溪，在姜太公钓鱼石边作《磻溪石》抒怀。

27岁的苏轼先是化用“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的典故，自喻像孔子、墨子那样忙于世事，各处奔走。在吕尚久跪留下的膝脚石凹前，苏轼想起太公辅佐武王伐纣的一生世故，虽然很想在这里睡一觉再走，但此刻，《史记·齐世家》中逆旅之人催促太公快快赴任的声音，仿佛在讥笑自己的懈怠……

此后，苏轼的一生仕途，以“孔子、墨子四处周游，每到一处，坐席没有坐暖，灶突没有熏黑，又匆匆到别处”的故事自励，留下“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人生轨迹。

公羊墨守

少年独识晁新城，闭门却扫卷旆旌。

胸中自有谈天口，坐却秦军发墨守。

元祐七年（1092）三月，在颍州任上移知扬州的苏轼，在赴任途中学生晁补之作诗迎接，57岁的苏轼赋《次韵晁无咎学士相迎》，先是回忆自己与晁补之父亲晁端彦的同学、同事交谊，称赞他为人常自晦才，不求人知，但又胸怀五德谈吐自若，其风度像谈笑却秦军的齐国名士鲁仲连，其言论又堪比《春秋公羊传》之缜密，“义理深远，不可驳难，如墨翟之守城也”（《后汉书·郑玄传》李贤注），最后夸赞晁补之：“赖有风流贤别驾，犹堪十里卷春风。”

儒墨相杀

儒墨起相杀，予初本无言。

绍圣二年（1095）三月，苏州定慧院守钦长老的徒弟卓契顺涉江渡岭来惠州看望贬居的苏轼，并带来钦长老的《拟寒山十颂》，60岁的苏轼遂作《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唱和。“谁言穷巷士，乃窃造化权。所见皆我有，安居受其全。”在第五首中，苏轼先以苏秦窃取国家治理权暗喻时事纷乱，坦言自己如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超然心境，并以“戏作一篇书，千古发争端”，谓“郑人铸刑书……民之争端矣，将弃理而征于书”，引出“儒墨相杀”的一段公案，“儒墨起相杀，予初本无言”，也许是看淡世间荣辱纷争，苏轼超然表示，我不打算再说什么了。

输攻墨守

云梯雨矢集无方，我已中灰同墨守。

在《次韵张甥棠美述志》（晁补之《鸡肋集》亦有此篇，“中灰”作“心灰”）中，苏轼以墨子无懈可击的防御力量，比拟自己的强大内心坚守，用诗意阐释了《墨子·公输》中输攻墨守的攻防名场面：“公输盘为云梯之械，将攻宋。墨子见之，乃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御有余。” 

以“墨守”比喻一个人思维之缜密、自喻自己心防之严密，可见苏轼对墨家典籍是乐观其成、乐为己用的。

行践墨学思想

和墨子出身宋国贵族目夷后裔的身世相类，苏轼也是唐朝丞相赵郡苏味道的后代，至两者各自一代，墨翟已由贵族降为平民，自称“北方之鄙人”（《吕氏春秋·爱类》），人称“布衣之士”（《吕氏春秋·博志》）和“贱人”（《诸宫旧事》），而苏轼也尝以“寒族”定位。在写给其堂兄的信中，苏轼透露托范景仁向司马光提亲，希望将侄女嫁给司马光丧偶的儿子，“但恐其方贵，不肯下就寒族”。

两人都“博学而多才”。墨子当过制造器具的工匠，苏轼虽然做了官，但依然保持农民底色，甚至躬耕东坡以自救，并作诗词自谓：“何时收拾耦耕身？使君元是此中人”“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 

仁爱与兼爱

相同的阶级出身、相似的人生经历，使得苏轼言谈举止、为官作事，潜移默化地融入许多墨学思想，日用而不觉。

如孔子的“泛爱众”与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都体现爱的普遍性、广泛性，都是为安邦定国、止乱定争而提出的政治主张，儒家的“仁爱”是一种有差别和等级的爱，要求以对父母兄弟之爱为同心圆的圆心，层层外推，逐渐扩展到对宗族、国家和社会的爱。而墨家的“兼爱”是一种无差别和等级的爱，它要求人们抛却血缘和差别等级，不分厚薄亲疏，爱人如己。其两者并非是矛盾对立的。苏轼的“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是仁爱也是兼爱，其建立防疫医院、孤儿院，建设自来水工程的功德，显然也可以和“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媲美。苏轼在《富郑公神道碑》中，更借富弼之口将兼爱提高到“跨越国界”的高度，称：“本朝皇帝兼爱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锋镝，故屈己增币，何名为惧哉？若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南北敌国，当以曲直为胜负，非使臣之所忧也。”

尚贤与尚同

儒墨“尚贤”的观点高度一致。《墨子·尚贤》曰：“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以北宋科举为例，可谓“取士不问世家”。苏轼登进士第的嘉祐二年科举，就出现过仆人与书生同获进士、寒门一跃登龙门的佳话。据统计，宋代布衣人仕者占比55.12%。其中官至一到三品中占比53.67%，到了北宋末年已达64.44%。

苏轼在《杭州贺兴龙节表》中，赞誉皇帝：“信顺尚贤，已获三灵之助”，他在《东坡易传》中称：“信也，顺也，尚贤也，此三者，皆六五之德也。” 

苏轼在《答乔舍人启》中，更将人才放在事关国事兴废的高度：“某闻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国之将兴也，贵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废也，取其后而弃其先……”

在“尚贤”基础上，墨子提出比儒家的君臣观更为大胆进步的“尚同”政治思想，称上天“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 苏轼认为“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御试制科策》)，而人民“实执存亡之权”(《策断》)，他的这一民本思想中更加强调民之可畏与人君所处地位之危，绝对超越传统儒家君臣观，更像是墨家的“尚同”思想。

节用与节葬

在国家治理上，苏轼倡导“节用以廉取”（《策别厚货财》），这既符合孔子“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的思想，也与墨子“诸加费不加利民者，圣王弗为”的节用主张高度契合。苏轼在代皇帝撰写的《李之纯户部侍郎制》中，集中体现了这一国家治理观：“保国犹保身，药石不如养气；御民犹御马，鞭棰不如轻车。如兴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广求以丰国，不如节用而国自丰。” 

墨子激烈反对儒家的“厚葬”“久丧”，而主张“节葬”。苏轼则以自己的葬礼无声应和了这一主张。

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公历8月24日），苏轼于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次年葬汝州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小峨眉山。在弥留之际，苏轼明确提出“薄葬、易俗”的愿望，希望不必破费巨资买地，就在刚刚埋葬苏辙的三儿媳黄氏的墓地附近就好。在写给弟弟苏辙的第八简中，他说：”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八郎妇可用，吾无不可用也。更破千缗买地，何如留作葬事，千万勿徇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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