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轼说丨在河南凭吊先贤，苏轼突然想起这位山东“大胆哥”

苏轼与山东（25）在河南凭吊先贤，苏轼突然想起这位山东“大胆哥”

嘉祐四年（1059）十月，服母丧毕的苏轼兄弟，携家眷乳母，与父亲苏洵自眉山沿岷江长江南下，“家托舟航千里速”，于十二月初抵达江陵，嘉祐五年（1060）正月五日从江陵陆行北上，于二月十五日到达京师汴梁（今河南开封）。这是“三苏”出仕前最惬意的一次创作采风行，在将近半年旅途中，他们“东西径千里，胜处颇屡访”，览沿途“山川之秀美”，吊“贤人君子之遗迹”，一路唱和，最终汇成迄今唯一一本“三苏”合著的诗集《南行集》。其中，苏轼的《颍大夫庙》即写于嘉祐五年二月初，行至汝州襄城县（今河南汝州）东北四十里颍桥镇凭吊颍大夫庙的感怀。

颍考叔是春秋郑国郑庄公时期的“颍谷封人”。在历史上，流经今颍桥一段的颍河被称为“颍谷”，“封人”是镇守边疆的军政长官。《左传·隐公元年》记载：郑庄公举办宴会，颍考叔把好肉块直往袖子里放，自己啃骨头，郑庄公问其故，颍考叔说要回家孝敬老母。郑庄公难过的说：“尔有母遗，繄我独无。”原来，郑庄公的母亲武姜生他时难产，取名“寤生”表明厌弃之意，独宠二子共叔段并试图立其为国君，后又不断扩大其封地，发展至举兵叛乱，郑公平息叛乱后“置姜氏于城颖”并发毒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颍考叔的孝道使其悔意萌生又“骑虎难下”。于是颍考叔就在城颍掘挖隧道，挖到泉水，造了条人间“黄泉路”，使其母子洞中相见，和好如初，留下“掘地见母”千载佳话。鲁隐公十一年(公元前712年)郑将伐许，颍考叔率先登城，被平素有隙的子都背后放冷箭射杀，成语“暗箭伤人”即源于此事。颍考叔死后，郑庄公查看尸体伤情，知为暗箭所伤，乃以国丧葬之颍桥故里，墓冢前建祠以祀之，成为集“忠孝义勇智”于一身的典范。根据史料记载，颍考叔墓冢高30米，占地4亩有余。墓前有颍考叔祠，亦称颍大夫庙，现存有三间大殿，为明代复修。

颍考叔墓遗址

时年25岁的苏轼作《颍大夫庙》诗，起首即对这一写入《左传》开篇的“郑伯克段于鄢”故事发幽古之情愫：

人情难强回，天性可微感。

世人争曲直，苦语费摇撼。

大夫言何柔，暴主意自惨。

苏轼先是对人性和世俗道德观念进行了一番思考，认为人情难以完全回归真实，但天性却能察觉微小的感动。世人争论曲直是为了争夺道德高地，但这种争辩往往费尽口舌却难以动摇人心。

《左传》赞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经》也以“孝子不匮，永锡尔类”颂之。

“大夫言何柔”，即是对以上评价的高度凝练，赞颍大夫言辞柔和却能直指人心。苏轼将“郑庄公”定义于“暴主”并对其抱有几分同情，则体现了其根深蒂固的儒家价值观念。因为“郑伯克段于鄢”标题的背后，是左丘明作为史家的春秋笔法，意指太叔所作所为不像兄弟，所以不说“弟”字；兄弟相争，好像两个国君打仗一样，所以用个“克”字；把庄公称为“郑伯”，有讥刺他未尽教诲之责。

由此看来，苏轼读史书，参得透史实，悟得通人情，是读活、活用的典范。

荒祠旁孤冢，古隧有残坎。

一番抒情之后，苏轼落笔写眼前实景，他看到颍考叔的祠冢在野外已十分荒凉，当年郑庄公母子相见的古隧遗迹也残缺败露。

古隧遗迹

写到这里，苏轼突然笔锋一转，想起一位齐国的“大胆哥”。

千年惟茅焦，世亦贵其胆。

不解此微言，脱衣徒勇敢。

说其“突然”，是因为诗题乃写颍大夫庙，但结语四句却突然跳到写秦时齐人茂焦，第一感觉给人有“跑题”突兀。清代文学家纪昀（晓岚）在《纪评苏诗》卷二中，先是赞苏轼“纯用谏臣微讽之意，而语特明透”，同时也坦露疑惑，认为“荒祠”二句“上下文不甚融贯；虽意在照应‘庙’字，终不免于硬插。” 

茅焦是战国末期齐国人，游历秦国，因为知识渊博， 被选拔为客卿，是秦始皇统治时期最著名的“亢直之士”、敢谏之臣。汉代刘向《说苑·正谏》记载：嫪毐之乱平定后，秦始皇车裂嫪毐，扑杀两弟，并把母亲赵姬迁出咸阳，囚禁在雍棫阳宫。许多大臣认为这种处理方式既有悖孝道，又有损秦国形象，先后进谏，秦始皇大怒。他下令说：“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谏臣前仆后继，被处死者达二十七人之多。茅焦不顾生死，执意进谏，直至秦始皇幡然醒悟纠正错误。后来，茅焦受到秦始皇的尊敬，被立为太傅，尊为上卿。

“茅焦裸谏”的典故在《史记》《战国策》《东周列国志》中均有不同记载，还被现代人拍成电视剧《大秦赋》。苏轼认为，世人都称茅焦胆略过人，勇敢赴死，但最重要的，还是茅焦不但敢于说话，而且善于说话，谙熟说服的艺术，揣摩到了秦始皇内心深处不愿被人视为桀纣之类暴君的心理。参不透“其微言”，即便仿效他“脱衣谏”，也是“傻大胆”逞匹夫之勇。

细细品味此诗，苏诗起首四句概论实际是将颍考叔和焦茅为国君调解“母子关系”的做法一起论述的，诗的一前一后分用“微感”“微言”相呼应，不但使得全诗浑然一体，亦可解纪晓岚“硬插”之惑，结尾重笔写茅焦，则体现了齐文化对青年苏轼价值观养成的深刻影响。用苏轼语味“颍考叔、茅焦”，均是其认同的“忠义胆决方略之臣”。

《六韬•龙韬•论将》中姜太公认为：“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

《战国策·齐策六》：“智者不倍时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灭名，忠臣不先身而后君。”公元前270年前后，齐将田单要收复被燕军占领的聊城。稷下先生鲁仲连给守卫聊城的燕将写了一封信，绑在箭上射入城中。信中说：“聪明的人不会违背时机而放弃利益；勇敢的人不会因为怕死而丢掉自己的名声；精忠报国的人不会先考虑自己再去考虑国君。”鲁仲连飞书就聊城的典故，也曾被苏轼变换角度写过六遍之多。

茅焦是今山东滨州人，滨州古为齐地，至元代才修置城墙，乃有“滨州”之称。滨城区滨北街道办事处至今仍有茅焦台遗址。

《重修真武庙拜台记》碑额残骸，成孩子们的打卡地

清咸丰年间，武定府知府李熙龄编修的《滨州志》载：“秦茅焦台，在州城内北偏，世传为焦隐所，土人立焦 祠于其上。宋大观初改‘元武祠’，而茅像移于西庙，至今犹存。土人呼为茅神台。”

乾隆二十四年滨州城池图，可见茅焦台字老滨州方位

位于滨州滨城区老城里北街的城墙遗址

宋代诗人刘克庄也曾赋诗讴歌茅焦之胆：“焦子如天胆，秦王似屋嗔。如何刀机上，活得解衣人。”

《大秦赋》茅焦谏秦王剧照

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坚韧不拔、勇于献身、仁至义尽的人总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言：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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