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爱情故事》文/侯保军

父母的爱情故事

侯保军

我的父亲侯衍厚，享年五十五岁去世；母亲户翠英，六十六岁合眼。他们同生于1948年，都是属鼠之人，据说母亲的生日还比父亲早一些。在农村，老辈人常说同属相的人性格相克，这话，仿佛在父母身上得到了印证。

父亲生性张扬，一张嘴总是闲不住，与人争论时，非得争个面红耳赤、分出高下才肯罢休。他好结交朋友，隔三岔五就会邀上三五好友在家中喝酒谈天。酒过三巡，更是口若悬河，声音大得能掀翻屋顶。而母亲截然相反，她内敛沉默，将所有心思藏在心底，平日里话不多，却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干起活来从不惜力。父亲做事偶尔会耍小聪明，在农田劳作时偷懒；母亲却像头牛，只知道埋头苦干，一心扑在这个家上。

年轻时的父亲，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他在学校当教师，吹拉弹唱样样精通。悠扬的笛声、欢快的二胡声，不知吸引了多少人的目光，在整个公社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走到哪儿都备受瞩目。不少扎着双辫、年轻漂亮的姑娘对他心生爱慕，其中一位同行的女教师，更是大胆追求了他好几年，满心期待能与他携手一生。然而，父亲却在众多追求者中，选择了在生产队干活的母亲。

母亲年轻时也是村里的美人。她长发飘飘，总爱穿着一条用蚊帐布做的黑裙子，走起路来，裙摆随风飘动，宛如仙子下凡。她生得一双大眼睛，眼波流转间满是温柔；弯弯的月牙鼻，小巧精致；鸭蛋脸蛋白里透红，笑起来还有两个浅浅的酒窝，不知让多少小伙子为之倾心。

父亲的姥娘家与母亲的娘家都在武家庄，而且是前后邻居。这门亲事，正是父亲二舅的亲表嫂热心撮合的。母亲出嫁那天，姥娘将自己唯一的嫁妆——一套晚清时期的家具，郑重地交给了她。这套家具，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是姥娘的母亲当年出嫁时的陪嫁，如今又陪着母亲来到了这个新家，足见姥娘对母亲的疼爱。毕竟，母亲四岁时就跟着姥娘，从大西遥村改嫁过来。在这个新家里，母亲作为长女，一直是姥娘的心头肉，姥娘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她身上。

原以为嫁给当教师的父亲，往后的日子会过得安稳幸福，可现实却给了母亲当头一棒。尽管父亲有份体面的工作，但家里依旧家徒四壁。父亲这边兄弟姐妹众多，一大家子的生活重担，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在我年幼有记忆的时候，父亲的两个姐妹已出嫁，但家庭的矛盾与纷争却从未停歇。

记忆中，父母常常因为一些琐事争吵不休，每一次争吵，都像是一场激烈的战争。母亲虽然身材矮小，在气势上却从不输给父亲。面对父亲的指责，她总是据理力争，绝不轻易服软。而父亲脾气一上来，就会失去理智，两人的争吵常常会演变成肢体冲突。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冬夜，年轻的父母又为家庭老人和贫困的事吵了起来。父亲不知骂了母亲什么话，母亲抓起煤油灯朝父亲扔去。我看出母亲手软，油灯并没有砸向父亲，而是砸到了他身后的墙上，顿时玻璃飞溅，床上、我的被窝里全是玻璃渣子。我吓得缩在墙角哇哇大哭，父亲怒火中烧，起身抓住母亲的头发按在身上，母亲拼命反抗，他俩从床上滚到床下，霎时，冬日黑夜的土屋里发出翻柜倒箱的巨响。年幼的我，满心只有惊恐和无助，不明白为什么曾经相爱的两个人，会变得如此水火不容。

还有一次争吵的画面，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那天，父母不知因何事又吵了起来。父亲的声音如炸雷般响起，母亲也不甘示弱，大声反驳。突然，父亲失去控制，伸手推搡母亲。母亲踉跄着后退，却依旧没有丝毫退缩，嘴里不停地谩骂：“你们这些狼，怕狼不在山上住……”这一骂，彻底激怒了爷爷、姑姑和二叔们，他们纷纷加入争斗，对着母亲拳打脚踢。母亲被众人围在中间，身上很快沾满了尘灰，头发也变得凌乱不堪。她一边护着年幼的我，一边拼命抵抗，那无助又坚强的模样，让我心疼不已。

就在那天，我远远看见几个人抬着一个人往家里走，走近一看，竟然是母亲。她身着灰白的秋衣，身上全是麦秸草，垂着头，一声不吭，双眼紧闭，仿佛失去了生机。那一刻，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后来才知道，母亲跳井了，是被人从场湾涯那口废井底拖上来的。过了好久，母亲才悠悠转醒，哇地一声哭了出来，那哭声里，满是绝望与委屈。这件事传到姥娘家后，大舅和姨们气愤不已，纷纷出面为母亲撑腰，那些人才有所收敛。

多年后，我鼓起勇气问母亲，当年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母亲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眼神中满是沧桑，她叹了口气说：“还不是因为穷。你父亲那人，太爱充大方，当个老师，一月十几块钱工资，不等拿到手全拿去救济别人了。可咱们自己家呢，家徒四壁，连饭都快吃不上了。你小时候生病，病得都快不行了，他们不管不问，是我用分家时缸底的一瓢面，再跟别人借了一个鸡蛋，才把你一点点喂养救过来的。”说到这儿，母亲的脸上露出一脸的无奈与迷惘。

“你奶奶其实是个好人，在你还未出生时，天天盼着自己的孙子出生，可惜，你还没出生，她就因为高血压脑溢血去世了。”母亲说。因为这些矛盾积怨，母亲娘家和出嫁的大姑家、二姑家，虽然是不远的邻居，却从此形同陌路。每次见面，大家都冷着脸，谁也不跟谁说话。这样的冷战，持续了一年又一年。小时候，每到过年，看到叔家的孩子欢天喜地地拿着点心玩耍，有说有笑，而我却只能孤零零地站在路边，像一棵被人遗忘的小树，无人问津。那时候，我常常望着夜空，心里盼望着，父母能像别人家的父母一样，和和睦睦地过日子。

日子就在争吵与打闹中一天天过去。八十年代初期，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相对好了起来。二叔和姑姑们分家已久，各自过着自己的日子，爷爷也于1984年去世，家庭里的纠纷渐渐少了。母亲每天起早贪黑，一个人默默地耕耘着十多亩的田地。她顶着烈日，弯腰除草；迎着寒风，播种施肥，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脸上也被岁月刻下了深深的皱纹。父亲则去了百里外的红旗煤矿上班，家里的争吵似乎也少了许多，日子终于有了平静。

那时的父母相对平和多了。每次父亲回煤矿上班，都要用自行车带上我和母亲，前面自行车大梁上坐着年幼的我，后面的车座上是年轻的母亲，她黑亮的头发，白色的褂子，一脸喜气洋洋。街上的左邻右舍看见父母骑车载人的样子，一脸羡慕，他们喊着：“哎哟，吃国库粮的大工人，干嘛去！”母亲一脸笑意回应道：“送他爹回煤矿上去！”在农民眼里，吃商品粮的工人比他们高一等，父亲还可以凭煤票从矿上用汽车拉成吨的煤为村民冬天取暖，在村民眼里是个“大能人”。一阵清亮的自行车铃铛响声，像是穿蓝色的确良衬衫的父亲的自豪声。

自行车骑到十五六里外的大汶口镇上的火车站下的职工食堂，父亲都会用粮票和钱买上二两猪头肉，三两油炸花生米，一盘绿豆芽炒豆腐皮，两个咸鸭蛋，几个雪白的高桩馒头，让终年吃青萝卜加玉米饼子的我和母亲享用一顿美味佳肴。父亲烫上二两酒，热热地喝着。一脸红光满面、酒意十足的父亲慢慢登上绿皮火车，不断回首摆手示意我和母亲回去，年幼的我和母亲站在火车站台上久久挥手，不肯离去，直到绿皮火车驶出站台消失在视线里。那是我们全家最幸福的时刻。

1988年夏天，父亲从煤矿回家务农后，在村里人眼中，他成了一个“不务正业”的人。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考取了山东师范大学汉语专业证书，还日夜伏案，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小说。他满心期待着能凭借这些，重回教学的岗位，实现自己的理想。可现实总是残酷的，因为和村镇上的官员闹僵了关系，他的愿望落空了。无奈之下，他只能帮别人打官司，当起了业余律师。

每到麦收秋割的时节，农忙正紧，母亲一个人在田里忙得脚不沾地，急得直掉眼泪。可父亲却官司一个接着一个，忙得不可开交。母亲看着别人家夫妻一起劳作，而自己的丈夫却不管不顾，心里的委屈和愤怒再也压抑不住，两人的争吵再次爆发。有一次，争吵中父亲失去理智，抓着母亲的头发乱拽，母亲被拽得头皮发麻，却依旧不服气地骂着。父亲见母亲还敢反抗，更加恼怒，揪着母亲的头就往墙上撞。鲜血从母亲的头上流了下来，染红了她的头发，也刺痛了我的心。我在一旁大声叱喝父亲，他才收手。

直到我十五六岁那年的一个晚上，父亲又因为一点琐事，对母亲大打出手。他抓着母亲的头发，使劲地往地上踩，又往墙上撞。看着母亲痛苦的样子，我再也忍不住了，冲上前去，搂着父亲的后背，猛地一扳，将他摔倒在地。父亲恼羞成怒，拿起木棍，嚷着：“让你娘俩欺负我！”要打我。我毫不畏惧，随手抡起板凳，大喝一声。父亲被我的气势吓住了，不服气地放下木棍，转身走开了。从那以后，父亲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打母亲了，家里的“战争”也渐渐平息，日子相对宁静了许多。

那些年，父亲尝试了很多事情，却都以失败告终。他学来的文凭，在现实面前毫无用处；当业余律师，跟着别人“喝酥”转跑腿，既没钱也没名；跟着别人做生意，赚了是人家的，赔了却要自己搭钱。九十年代中期，“传销”盛行，父亲被一夜暴富的美梦冲昏了头脑，投进了几千元的家底，结果却血本无归，还欠下了一屁股外债。

生活的重担，终于让父亲低下了高傲的头。他不再“务虚”，开始脚踏实地地做事。每年春节，父亲都会摆地摊卖鞭炮。寒冬腊月里，寒风刺骨，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父亲的手被冻得又红又肿，甚至流脓，但他却乐此不疲。平日里，他还和母亲一起，用地排车去几十里外的家具厂给镇上附近的刨花板厂拉木屑，一斤木屑的价格只有五分钱。为了多赚点钱，他们常常拉着上千斤的货，走一夜的路。漆黑的夜里，只有地排车的轱辘声和他们的喘息声相伴，那艰难的每一步，都饱含着生活的辛酸。

就这样，吵吵闹闹了一辈子的父母，在近天命之年，终于为我盖上了新房，看着我娶妻生子。他们用自己的一生，延续着千万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繁衍生息的生活方式，将所有的爱与希望，都寄托在了我的身上。

2002年，命运的残酷再次降临。父亲被查出患了癌症，而且已经到了晚期。长期抽低劣的烟，喝劣质的酒，烟不离手，酒不离口，再加上他那高傲倔强的性格，谁劝也不听，最终，疾病无情地击倒了他。

去医院检查的时候，父母又争吵起来。母亲急得发狠话说：“父亲得绝症死你！”此时的父亲没有像往常一样发怒，只是无奈地回了一句：“你真的没文化。”原来，母亲认识的字少，她以为诊断书上的“食道肿瘤癌”和农村所说的“噎食绝症”不是一回事。当她知道真相后，顿时泪如雨下，呜呜地哭泣着，不停地责怪自己。父亲则强撑着身体，轻声劝慰着母亲。

即便身患重病，父亲依旧闲不住，还想着去卖鞭炮赶年集。母亲虽然和他吵了一辈子，这时却毫不犹豫地主动骑着三轮车，载着好几百斤重的货物，在二十多里凸凹不平的土路上艰难骑行。三九严寒的天，寒风如刀子般刮在脸上，母亲却累得满头大汗。从那以后，父亲叫她一起去田野走走，她也会大方应约。在农村人的眼里，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母亲却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夕阳下，他们并肩而行，身影被拉得很长很长。他们一起看着多年耕作的田地，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那些曾经的争吵与怨恨，仿佛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可惜，父亲终究没能等到春天麦苗发芽的那一天。几十年的恩怨，在生死面前，都化作了过眼云烟。给父亲发丧的那天，母亲哭得悲天呼地，嗓子都哭哑了。她趴在父亲的灵柩上，久久不愿离开，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老头子，你怎么就走了呢……”那一声声呼唤，饱含着她对父亲深深的爱与不舍。

后来，母亲去了北京打工。每年清明和阴历十月一，在车水马龙的北京街头，母亲都会蹲在地上，面朝家乡的方向，嘴里念念有词，给埋于家乡土地的父亲焚香烧纸。她一边烧着纸钱，一边诉说着对父亲的思念：“老头子，你在那边还好吗？我想你了……”泪水不停地从她的脸上滑落，滴在地上，也滴在我的心里。这样的场景，年年都会上演，直到母亲去世的前一年。

如今，母亲也已离开人世间多年。我把他俩埋在了一起，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相互陪伴。回首他们的一生，有过争吵，有过怨恨，也有过温暖与爱。他们的爱情，没有浪漫的誓言，没有甜蜜的情话，有的只是在生活的磨难中，相互扶持，相互依靠。或许，这就是平凡夫妻最真实的爱情模样吧。

侯保军，男，70后，居山东泰安大汶口，十九岁发表文章，山东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作品见《北京文学》《散文选刊》《海外文摘》《中华文学》《散文百家》《时代文学》《中国食品》《现代银行》等全国各地报刊杂志。《齐鲁晚报》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