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国栋丨向阳山上的“收租院”

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刚开始，我还是个孩子。

上小学时 ，学校通知我们要去“向阳山”，同学们自然兴奋不已。老师却严肃地提醒同学们，这次不是去游山，而是接受“阶级教育”，去“忆苦思甜”，去看“收租院”。

“向阳山”是座古老的山，是大自然亿万年的造化，但“向阳山”之名却十分短暂。彼时济南与全国一样，大兴改名之风，无论地名、厂矿企事业单位之名，还包括人名，能改则改。

我曾经有个孙姓邻居，家里姊妹俩，生于1950年代，那时中苏友好，姐姐取名丽娜，妹妹名叫丽莎，一看便是“苏系”。1960年代中苏交恶，为“紧跟形势”“反修防修”，姐姐改名“红”，妹妹改叫“卫”，后来她们家又添了个男孩，取名“兵”。

改的这些名字中，带“红”字的自然数量最多。像济南传统四个行政区中，历下区和市中区分别改为“红卫区”和“红旗区”；大观园商场和大观电影院都以“东方红”冠名；明星电影院改为“红星”，其所在的振兴街道则称“红星街道”。

冠以“向阳”的地名也不少。像天桥区改名“向阳区”，天桥东街街道改称“向阳街道”。市中区咏仙里改叫“向阳里”，还有满大街随处可见的居民院子挂起了“向阳院”的牌子。若问“向阳山”究竟是哪座山？这便是千佛山。山脚下正冲文化西路的千佛山路，也随之改为“向阳山路”。

大人们说，从前这座山，山上很多庙，有很多石佛，有不少和尚。但给我和同学们的印象是，山上既无庙，也无佛，更没有和尚。所谓“晨钟暮鼓”“经声佛号”只有让我们去想象。半山腰崖壁上，原本有不少摩崖石佛，但佛头都被砸掉，有头者脸也被毁容，看着有些恐怖。据说敲木鱼的和尚们都被赶回了老家。之所以如此，都是为了“破四旧，立四新”。 

当时山路两侧是大片的玉米地，一派郊野田园景象。后来听说，1950年代之前，山上有个小村庄，有二十多户人家，隶属东面的羊头峪村。村民们都是旧时流浪到此的穷苦人，进不了济南城，便在山上安营扎寨，靠种地、卖点儿小玩意儿讨生活。山上地薄缺水，种点作物长势不佳，只是勉强糊口，就连寺庙里的和尚不念经时也要下地干活。

农闲时，有些山民，特别是妇女和孩子便做些小买卖。如卖纸元宝，一种纸浆板糊成的元宝状祭品，敬神之用。庙里还有一种泥娃娃，供那些求子的人祈祷许愿，付足香火钱，用红绳拴到泥娃娃的脖子上抱回家去，叫拴娃娃。得子三年后，再持牌匾、香烛、衣物、果品，甚至银子等回到庙里上供、还愿。原先山上还有抬山轿的。这种轿子因陋就简，类似南方的“滑竿”，即用太师椅或藤椅，在两侧捆绑两根长木棍，前后两个把手间有襻带，分别套在前后抬轿者的脖子上，既省力又防脱手。

后来村子改名千佛山村，走“公社化”道路，再后来就叫“向阳生产大队”了。

我们是在老师带领下，排着队徒步奔赴向阳山的。山路两侧高高的大杨树夹道，树头之间，山色尽收眼底。老师指着半山腰那排房子说，大家要爬到那里，那里就是“收租院”。

我们沿着青石台阶构筑的登山盘道，急切地向上攀登。过了两座古老的牌坊，但见石阶密集而陡峭，抬头望去，一座古老的山门上有个半圆形的门洞，老师说，“收租院”就在里面。后来才知道，这组沧桑的老建筑便是隋代开建的千佛寺，唐代扩建后改称兴国禅寺。

进到院子里才明白，所谓“收租院”并非指这个地方，而是几间屋子里面展出的泥塑群像《收租院》，讲述的是旧社会恶霸地主刘文彩罪恶的一生。这组带有故事情节的立体群像，人物很多，真人大小，用黄泥塑成，形象逼真生动，刻画细致入微，人物的眼睛是用黑色玻璃球（济南娃娃称其为“琉琉球”）做的。我彼时不知粮食为什么叫做“租子”，只看到交租子的穷苦人或满目愁容，或怒目圆睁，不是卖儿卖女、沿街乞讨，就是挨打受欺凌，还要蹲地牢和水牢。而收租子的刘文彩及“狗腿子”们面目狰狞，有的手里还挥动着皮鞭和棍棒。

《收租院》展览在今兴国禅寺内举行，图为等候入场的观众（王建浩 摄影）

《收租院》展室入口（王建浩 摄影）

《收租院》展室内景（王建浩 摄影）

简陋的几个展室内，喇叭里播放着背景音乐，凄楚而悲伤，后来才知道，那是二胡名曲《江河水》。其实，当时流行最广、耳熟能详的这类音乐中，歌曲《天上布满星》（又名《不忘阶级苦》）似乎更契合彼时氛围，歌中唱道：“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下山时，同学们心情都很沉重，也无比气愤，都觉得刘文彩比《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和《白毛女》中的黄世仁还要可恨。

向阳山举办《收租院》展览的事我在《济水之南》中写过，但相关影像之前没有见到过。近日雍坚先生向我提供了几张王建浩先生1966年拍摄的《收租院》展览图片，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兴国禅寺山门上布置的标语，“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十个大字代替了旧有的那副著名的对联。这组珍贵的照片中，不仅有展室入口和室内镜头，还有“济南向阳山泥塑《收租院》展览开幕大会”的纪实影像，而这个开幕大会，应是在山下平缓的场地间举行的，看得出，观众们群情激奋，在台上主持人带领下，举着“红宝书”，喊着口号，这是当年司空见惯的场景。

《收租院》这组当时被称为“革命现代泥塑”的大型美术作品，绝非山东人首创。而是1964年9月至1965年10月，由四川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主持，同时邀请四川美术学院师生历时一年共同创作完成的作品，整个作品共一百一十四个人物，分为交租、验租、过斗、算账、逼租、反抗等六七个场景。这组泥塑一经正式展出，便轰动全国，成为那个时代具有标志意义的“符号化”的集体记忆。

1965年11月，中央有关部门组织部分原创者，以及北京、天津的雕塑工作者复制《收租院》，于当年12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正式对外展出。美术馆外甚至出现了彻夜排队购票的情形。馆方后来总结说，这一展览观众之踊跃“是举办任何一次美术展览前所未有的现象。”

《收租院》作品简介封面

1974年6月，四川省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与四川大学中文系及四川人民出版社合编的小册子出版发行

从1965年底起，全国各省市也纷纷复制《收租院》并在各自城市展出，济南的《收租院》展览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1966年，《收租院》分别在北京故宫神武门城楼和奉先殿内展出，接待观众达千万人次。后因故宫“闭馆整顿”，《收租院》移至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继续展出。

1966年5月，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收租院》开始在全国放映。同名画册也以各个语种在国内外出版发行。1968年经周恩来批准，《收租院》复制品走出国门，到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等国展出。

成都安仁镇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中的《收租院》（牛国栋 摄影）

中央有关方面及首都各界人士对《收租院》给予充分肯定，好评如潮。

刘氏庄园博物馆《收租院》展览（牛国栋 摄影）

耐人寻味的是，刘文彩的故事及《收租院》泥塑从一开始便伴随着争议，只是特殊历史时期这种声音受到了压制。其中的“水牢”“地牢”“行刑室”“刑具室”后来都被证实为虚构。

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入口（牛国栋 摄影）

刘氏庄园内误传为“水牢”的“鸦片烟库”(牛国栋 摄影)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共同编写了一本《刘文彩罪恶的一生》小册子，没有书号和印制日期，经查询系1979年印制。册子中夹着一张纸条，是个《重要更正》，上面写道：“本书第三页、第四十一页、第四十二页等处所述水牢，是一面积约为22平方米的长方形砖石结构的地下室，原与红仓连为一体，是刘文彩储藏鸦片烟的地方。长期以来，这个地下室一直误认为水牢展出，至使水牢的影响遍及国内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经较长时期慎重周密的调查核实工作，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审定后，还历史旧貌，现恢复原鸦片烟库展出。”

2011年，我专程去了位于成都大邑县的安仁镇，特意到已更名为“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参观，馆名中去掉了“地主”两字，牌匾由启功题写。陈列内容无疑是几次调整后的，其中泥塑《收租院》依然不可或缺，当然也少不了那个曾经备受争议的“鸦片烟库”。鸦片烟库拱券小门的旁边挂着说明牌，中英文对照，上写：“这个面积约22平方米的长方形砖石结构的地下室，原为粮仓的一部分，1945年夏，此处被火烧后，重建成现在规模。该地下室被用来储存鸦片，曾被误认为‘水牢’。”所谓的“刑具室”和“行刑室”，按照刘式庄园原来的用途，恢复为“瓷器室”和“年货室”。

历史深处总是那样扑朔迷离，难以捉摸，也总是令人孜孜以求，锲而不舍。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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