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轼说丨拯救苏轼的夜晚

苏轼的24节气（35）节日篇：中元节：此心平处是西方

中元节，与除夕、清明、重阳，共同组成中国传统四大祭祀节日，节日固定于农历七月十五日，又称七月半，民间称“鬼节”，“亡人节”，佛教称“盂兰盆节”，道教称“中元节”，是唯一一个兼备儒、释、道三家历史渊源的祭祀节日，自古以来就因信众广泛、受到普遍重视。

       缘起秋尝 

中元节缘起于上古秋尝习俗。

孟秋，自周既有“迎气四郊”礼制。《周礼·大宗伯》祭五祀注：“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时迎五行之气于四郊而祭五德之帝。”汉代《礼记·月令》载：“七月，立秋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四时享祭是我国早期的祭祀仪礼，《春秋繁露·四祭》云：“古者岁四祭，四祭者，因时之生熟，而祭其父母也。春曰祠，夏曰灼，秋曰尝，冬曰烝。……尝者以七月，尝黍稷也。”《礼记·月令》记孟秋“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 

道之三元 

道教作为中华本土宗教，将天、地、水视为养育世间万物的三个基本元素，即“三元”。北魏时即有“三元”说：“以正月、七月、十月之望为三元日”，道教张道陵在创教时就有三官崇拜，史称其道徒有病谢过，作章三通，各呈天官、地官、水官，谓三官手书。之后，道教将三官神祇与三元相配，形成了世界三元一体的认知体系：“正月十五日为上元，即天官检勾；七月十五日为中元，即地官检勾；十月十五日为下元，即水官检勾。一切众生皆是天地水三官之所统摄。”

据《道经》，七月十五这一天，地官赦罪将会让亡灵回趙阳间，祖先灵魂必归家，后人们需要摆设香案，迎祖之灵，祭享先祖。宋人周密在《乾淳岁时记》中云：“是日，道家谓之中元节，各有斋醮等会。”

佛解倒悬

佛教自东汉传入以来，至东晋玄佛合流，在南方地区得到极大发展。北朝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写道：“若报罔极之德，霜露之悲，有时斋供，及七月半盂兰盆，望于汝也。”

佛教盂兰盆故事中，目连为救其母解脱饿鬼之道，听从佛祖的忠告，“至七月十五日，当为七代父母厄难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养十方大德”。

与中国传统孝道文化高度契合，相对于道教斋醮日的清冷形式，佛教的盂兰盆节会香火旺盛，应者众多。“盂兰盆”原意为解除困苦的“解倒悬”之意，当它传入中国后，被误解为了盛放花果的盆器。在后世的文献记载中常会见到“孟兰盆”以器皿的形式出现，如宋高承《事物纪原》卷八载：“今人弟以竹为圆架，加其首以荷叶，中贮杂馔，陈目连母画像致以祭祀之所。”民间“因此广为华饰，乃至刻木割竹，饴蜡彩缕缯，摸花叶之形，极工妙之巧”。

世俗分众

隋唐时期，随着不同皇帝的喜好，佛、道成为不同阶段的国家宗教。徐坚在《初学记》中记载了唐高宗至睿宗时期，七月十五日成为佛道二教共同的节日，佛教称盂兰盆节，道教称中元地官校戒日。唐中后期，“中元节”取代“盂兰盆节”，已成固定节名，祀先、礼佛、敬道的思想内涵得以固化。

至北宋，道风炽盛。“淳化二年，守信上言：三元日，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各主录人善恶”，这意味着天地水三官首次被列入正史。随着北宋经济社会发展，三元节也被赋予观灯、宴请、游玩等主题：“太平兴国二年七月中元节，御东角楼观灯，赐从官宴饮。五年十月下元节，依中元例，张灯三夜。”回“太平兴国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张灯，如上元之夕。”从神宗开始，中元、下元成为朝廷重要的祭祀日子。元丰五年，“诏自今朝献孟春用十一日，孟夏择日，孟秋用中元日，孟冬用下元日，天子常服行事。荐圣祖殿以素馔，神御殿以膳馐，器服仪物，悉从今制。”        自北宋以降，中元节在民间社会呈现高度分众化、世俗化倾向，大家各安其所，各取所需。据《武林旧事》载：“七月十五日，道家谓之“中元节”,各有斋醮等会。僧寺则于此日作盂兰盆斋。而人家亦以此日祀先，例用新米、新酱、冥衣、时果、彩段、面棋，而茹素者几十八九，屠门为之罢市焉。”

《东京梦华录》则详细记录了中元节的节日气氛：“先数日，市井卖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带、五彩衣服。以纸糊架子盘游出卖。潘楼并州东西瓦子亦如七夕。耍闹处亦卖果食种生花果之类，及印卖《尊胜目连经》。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经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中元前一日，即卖练叶，享祀时铺衬卓面。又卖麻谷窠鬼，亦是系在卓子脚上，乃告祖先秋成之意。又卖鸡冠花，谓之‘洗手花’。十五日供养祖先素食，才明即卖称米饭，巡门叫卖，亦告成意也。又卖转明菜、花花油饼、饺赚、沙赚之类。城外有新坟者，即往拜扫。禁中亦出车马诣道者院谒坟。本院官给祠部十道，设大会，焚钱山，祭军阵亡殁，设孤魂道场。”

佛、道教谓中元节在七月十五日，宋人民间也有以七月望日为习俗，望日小月为十五，七月十六日为望日。据《苏轼年谱》，苏轼的一生有十个“七月十五日或十六日”的“中元意象”有据可查，结合他对待家人及自身的生死告白，作为集儒释道三家思想为一体的文人士大夫，苏轼在中元节中的处世态度、独特经历，以及生死彻悟，值得玩味！

从政首站中 违纪遭罚铜

陕西凤翔（今陕西宝鸡）是苏轼从政第一站。

苏轼是在嘉祐六年（1061）参加制科考试后，经欧阳修推荐，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于同年十二月到任的。当时，任凤翔知府的宋选对苏轼欣赏有加，委以重任。至嘉祐八年（1063）夏，眉州青神人陈希亮（公弼）接任宋选。他为人不苟言笑，做事严苛缜密，加之与苏轼爷爷同辈，看到28岁的苏轼被府吏尊为“贤良”有些飘飘然，就频频给他下马威，以谨防“其年少爆得大名，忧夫满而不胜也”（《邵氏见闻后录》卷十五）。

嘉祐八年（1063）七月十五日，中元节，按《宋史·舆服志》，凤翔府照例要举办官祭无主孤魂仪式，“设大会,焚钱山，祭军阵亡殁、设孤魂道场”，设立中元斋醮，朗读敬献给神灵的青词，还有同僚宴饮。然而，苏轼竟然“中元节假不过知府厅”，被陈希亮弹劾，苏轼受到“罚铜八斤”的行政处罚。张舜民在《画墁集》卷六《房州修城碑阴记》中透露，此事竟然惊动了英宗：“子瞻在歧下，与陈公亮不相叶，竟至上闻。”

宋代实行铜禁，铜属于稀缺物资。罚铜，是一种以铜抵过的方式，据《宋刑统》载，罚铜，从1斤至120斤，据过错、罪刑轻重，共分18级。苏轼被罚铜八斤，约相当于其月薪的十分之一，但罚铜，也将被记入从政档案，对例行升迁造成一定影响。

治平二年（1065）正月，苏轼任职期满还朝，二月，召试学士院，入得三等，直史馆任职。在《谢馆职启》中，苏轼仍对中元被罚一事自我检讨：“一参宾幕，辄蹈危机，已尝名挂于深文，不自意全于今日。”

后来，应好友陈季常之情，苏轼为其离世的父亲陈希亮作传，还表露对自己年少轻狂深感后悔：“公于轼之先君子，为丈人行。而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行于颜色，已而毁之。”

怀风俗先人  念故友庶民

儒释道三教杂糅交织，构成苏轼纵横飞扬的思想世界，这其中，儒学是主体，释、道为两翼。苏轼始终以儒为本，兼收佛老；以儒摄佛，以儒摄道。这就决定了他对中元节，并没有佛教徒、道教徒的节会执念，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始终以入仕姿态、济世情怀、慈悲心肠，作文做事。

元丰元年（1078），48岁的苏轼担任徐州知州，自二月至五月，他率领徐州军民打赢抗洪保卫战，七月十五日，苏轼践眉守黎希声之约，为故乡眉山刚刚修建的远景楼作记。在《眉山远景楼记》中，苏轼特意提到“岁以为常”的眉山风俗：“七月既望，谷艾而草衰，则仆鼓决漏，取罚金与偿众之钱，买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乐饮食，醉饱而去。”

黎希声与苏洵为故交，“今太守黎侯希声，轼先君子之友人也。”苏轼特意选在中元节作记，并盛赞先父旧友“简而文，刚而仁，明而不苟，众以为易事。”此刻，心中定有缅怀先父的瓣瓣心香罢。

元丰六年（1083）七月十五，孙鼛(叔静)自京师赴偃师上任，绕道黄州看望贬谪中的苏轼，特意拿出苏洵写给孙鼛的一封手札畅谈与苏轼父子的世交。由于苏洵“平生往还书疏，多口占以授子弟”，真迹甚少，故苏轼请求孙授予自己珍藏，被婉拒后，遂跋先君与孙叔静帖后奉还，并希望叔静兄弟厚善之。

这一天，48岁的苏轼还想起昔日在密州任知州时的搭档，通判刘庭式。刘庭式及第后，毅然践婚约娶盲女为妻，丧妻后不复娶，令苏轼深感佩服，并留下“若不贵，必且得道”预言。十四日，有人自庐山来，云：“庭式今在山中监太平观，面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复六十里如飞，绝粒不食，已数年矣。此岂无得而然哉！”苏轼闻之喜甚，遂作《书刘庭式事》记之。

元祐二年（1087） 52岁的苏轼，时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七月十五苏轼作《坤成节集英殿宴教坊词》十五首，成为记录宋代皇家祭祀礼乐列队规制、致语、口号的珍贵史料。

元祐五年（1090），55岁的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是年，先是春饥荒疫情爆发，至秋则秋雨水涝，两浙路的一些州县简单粗暴地闭籴不售，导致市面上粮食奇缺，饥民流散。七月十五，苏轼上《奏浙西灾伤第一状》，恳请朝廷吸取“熙宁之灾，本缘臣僚不早擘画奏请，以致饿死五十余万人，至今疮痍未复，呻吟未已”教训，泣求“特望宸断，早赐准备，实一方幸甚”！中元复下元 赤壁两名篇元丰五年（1082），苏轼在黄州赤壁创作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传世名篇——前、后《赤壁赋》。此二赋，均与一位道士有关，分别记述的是在上元节、下元节节后与道友夜游赤壁的所行、所见、所思，将苏轼的佛道观、人生观诠释得淋漓尽致。《东坡赤壁图》谢稚柳1944年作

元丰五年五月，绵竹武都山道士杨世昌特意来黄州看望老友苏轼，看到苏轼生活潦倒，心情沉郁，便教苏轼用蜂蜜喝粮食制作绵竹蜜酒。七月中元节过后，两人相约夜游赤壁。在前《赤壁赋》中，“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即化用道教《庄子˙逍遥游》与《抱朴子˙对俗》意境，“客有吹洞箫者”即杨世昌，此刻，他“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呜呜然”箫声，与苏轼化用《管子》等儒家经典意象的“扣舷而歌”，就这样构成一曲美妙的儒道和鸣。而苏轼“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则尽显其佛学思想深厚功底。全赋通过主客问答，展现月夜泛舟的和畅，到怀古伤今的悲咽，再到精神解脱的达观，坡仙之谓果然实至名归。

是岁下元节后，十月之望，苏轼与杨世昌等自雪堂归宿临皋亭，行至黄泥板临时起意夜游赤壁。在这篇《后赤壁赋》中，道士“玄裳缟衣”“羽衣蹁跹”的形象与道家“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戛然长鸣”的羽化登仙形象展示得淋漓尽致。杨世昌是北宋著名的道学家、画家、鼓琴家、酿酒专家，其《崆峒问道图》，成为至今仅存的一张道士画作收藏于《北京市博物馆》。杨世昌崆峒问道图 卷

苏轼对与杨世昌的交游极为看重，这一年，杨世昌返回绵竹时，苏轼还特书帖赠杨世昌，铭记下元节那个难忘的夜晚：“十月十五日夜，与杨道士泛舟赤壁，饮醉。夜半，有一鹤自江南来，翅如车轮，嘎然长鸣，掠余舟而西，不知其为何祥也，聊复记云。”

心平处西方 着力即差矣

绍圣四年（1097），62岁的老东坡从惠州再贬至儋州，过海后，七月二日至昌化军贬所。《三苏年谱》据《东坡词编年笺证》推算，《谒金门》（今夜雨），当作于是年七月十五。是时，正值处暑节气中，苏轼内心一派不平与苦闷。

今夜雨。断送一年残暑。坐听潮声来别浦。明朝何处去。

孤负金尊绿醑。来岁今宵圆否。酒醒梦回愁几许。夜阑还独语。
元符元年(1098）贬谪于儋州的苏轼于中元读陶渊明63岁时所撰《自祭文》。陶渊明以第一人称视角直面死亡，对死亡的坦然与超脱、对自然人生的执着追求、对世俗价值的彻底否定、对孤独独醒的默默坚守，都让苏轼心有戚戚焉。七月十六日，苏轼题跋于渊明《自祭文》后，袒露自己与陶渊明惺惺相惜的生死观：“其《自祭文》出妙语于纩息之余，岂死生之流乎？但恨其犹以生为寓，以死为真。嗟夫！先生岂真死独非寓乎？”

苏轼对陶渊明超越生死的精神境界深为推崇，同时，认为陶渊明“以死为真”，把死看成是生的完成，仍陷入对死亡定义的执着，苏轼则展现“生死皆寓”宇宙观，以生死皆过程，是无始无终的宇宙流转，则如一枚哲学棱镜，折射出他超越传统、推陈出新的思想之光。

元符二年（1099)，64岁的苏轼，意外得到蜀金水张氏所画十八罗汉像，称为奇胜，并将得到画像视为“希阔之遇”，遂于四月十五日作《十八大罗汉颂》。是年七月十五日，苏轼重新书写并作序、题跋，一并将颂寄给弟弟苏辙，希望苏辙“以时修敬，遇夫妻生日，辄设供以祈年集福”。

此时，据妻王闰之去世已六年、侍妾朝云去世已三年。苏轼尝与朝云作《六如偈》，也曾为妻闰之作《阿弥陀佛赞》：

佛子在时百忧绕，临行一念何由了。口诵南无阿弥陀，如日出地万国晓。何况自舍所受用，画此圆满天日表。见闻随喜悉成佛，不择人天与虫鸟。但当常作平等观，本无忧乐与寿夭。丈六全身不为大，方寸千佛夫岂小。此心平处是西方，闭眼便到无魔娆。

苏轼曾借王定国侍妾柔奴之口，给出了如何对待人生逆境的答案：“此心安处是吾乡”，此时，“此心平处是西方”，则道出“见闻随喜悉成佛”后坦然面对死亡的超脱，心灵的安宁本身就是净土，不必向外寻求彼岸世界。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十五，66岁的老东坡距他的人生尽头只有“几步之遥”，“夜，病况恶化，并热”。十八日，苏轼命诸子侍侧，宽慰家人：“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这句话，与他八年前超度亡妻的赞语遥相呼应。十天之后，苏轼溘然长逝于常州。

临终时，东坡先生听力几乎消失，僧惟琳在耳边大喊：“端明宜勿忘西方！”先生说：“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

钱济明凑近耳畔大声喊：“固先生平时践履，至此更须着力！”先生答：“着力即差。”

苏轼以临终遗言，交代了他对佛教的认识和生死态度：有所求地努力去做，就落了下乘，就不是佛法所提倡的清静无为了。

如果说“此心平处是西方”着眼本体，定义超越生死的幸福境界在于心之平和，那么“着力即差”，就是苏轼在生死关头的终极应用。

苏轼的临终遗言，为其波澜壮阔又通透深邃的一生，写下最圆满的注脚：到达极乐世界的唯一途径就是摒弃一切刻意的努力与执着，顺其自然，自然而然。

钱济明再问：“端明平生学佛，此日如何？”

先生说：“此语亦不受。”苏迈上前询问后事，不答。

苏迈含泪将一捻棉花放于先生鼻前，棉花静然不动，已然仙化，与幼子苏遯忌日是同一天。

这一幕，几乎再现了三年前他在陶渊明自祭文后写下的那句跋语：“出妙语于纩息之余，岂死生之流乎？”

原标题：拯救苏轼的夜晚：那个教他酿酒、陪他夜游的道士，才是赤壁双赋的幕后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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