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国栋丨大小苗家 “聚”“成”繁花

济南开埠前后，以孟氏家族、苗氏家族为代表的济南本土实业家群体迅速崛起并发展壮大，成为一个“现象级”话题。

这里所说的苗家，来自济南府新城县（今淄博市桓台县）索镇，祖辈务农，但到“世”字这辈，其家族经商之才华开始显现。清光绪二十年（1894），苗家与当地一家制油大户在新城合伙开办了“聚恒”油坊，四年后即赚了三千两白银，捞得了苗家在商业领域的第一桶金。彼时当地流行“农闲到济南混饭吃”“要发财去济南”之说，尝到了甜头有了本钱的苗家自然想到进府城干更大的买卖。

苗海南像

苗氏家族分为六支，来济南兴办实业的是长支（新城人称其“大苗家”）与次支（“小苗家”）的第二代人。苗世厚(字德卿)和胞弟苗世远 (字杏村)属“大苗家”；苗世德 (字星垣)及胞弟苗世循 (字海南)为“小苗家”。为方便族外人记忆与区分，到济南后，苗家兄弟称谓多以字行。

光绪二十五年（1899），“大苗家”的苗德卿、苗杏村兄弟二人沿小清河溯流而上，来到济南府，在距小清河板桥码头不远处的黄河岸边泺口镇，与他人合资开办了粮栈“恭聚和”，六年后即赚白银七千两。济南开埠第三年，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苗德卿在泺口又与他人合开了另一家粮栈“恒聚和”。从此，两家粮栈互通信息，相互配合，在竞争中始终处于有利位置。宣统二年（1910），苗家在泺口开设了独资粮栈“公聚合”，苗杏村任经理。

成丰面粉厂旧址大门（牛国栋 摄影）

苗杏村吃过苦，幼时家贫,无缘上学，在索镇做面食生意。十五岁时曾牵着一头毛驴往返于索镇、寿光羊角沟和淄博等地，赶脚送客、拉货贩煤。初来泺口时也是从粮栈伙计干起。由于他有胆有识，长于交际，知人善任，亲力亲为，深得二哥苗德卿信任。

彼时胶济铁路已通行五六年，津浦铁路也开通在即，粮栈交易中心逐渐从泺口转移到商埠火车站一带。民国元年（1912），目光敏锐的苗杏村联合他人在距火车站几步之遥的经一路纬四路创办了“恒聚成”粮栈，建起了富丽的营业楼。他们在胶济、津浦两条铁路沿线还设立了三十余处分庄，坐庄人员大都是新城乡友。不到两年时间内，“恒聚成”资本翻了五十倍，成为济南首屈一指的粮栈。由此，苗家逐渐登上了济南粮栈业的霸主地位，并在长达二十多年时间里独揽“广东帮”大米和花生油生意。

第一次世界大战暴发后,洋面来源断绝,进口锐减,山东本土面粉企业遂应运而生，机制面粉业成为济南食品行业新宠。

成丰面粉厂制粉车间旧址（牛国栋 摄影）

1925年成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1921年，家底日益雄厚的苗杏村首度与堂弟苗星垣联手,通过关系，向英商赊购彼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钢磨等设备，在济南火车站北建起成丰面粉厂，苗杏村任董事长，苗星垣任总经理。这也成为苗家从传统商业转向现代工业的标志。

苗家深知小规模企业在竞争中的劣势，于是将利润的大部分转作投资，扩大再生产，增添机器。到1930年，成丰面粉厂经过不断扩建，共有钢磨二十五部，工人六百名，日产面粉达到八千余包，成为济南当时设备最多、产量最高的面粉厂。

1931年，苗杏村等人联合出资，租赁了位于铜元局后街生产渠畔的民安面粉公司，两年后由租转购，改称成记面粉有限公司，苗杏村任董事长,其侄苗兰亭任经理。这样以来,苗家不仅控制了济南面粉市场,而且还成为张家口、邯郸、蚌埠、郑州、南京等地的主要供货商。七七事变后，“成记”被所谓“中日合办”，更名泰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

成记面粉厂位于俗称“小河”的生产渠畔，照片左侧多层建筑为该厂制粉楼，楼顶外墙还留有“成记”字样。

苗星垣兄弟出道自立门户要比苗杏村晚十年左右。与苗杏村一样，年少的苗星垣也吃过不少苦。宣统二年（1910），十几岁的他跟着一个堂兄漂泊到济南，在老乡开的粮站当学徒工。早晨要早起，白天辛苦干活，晚上要给老板端茶，捶背，倒洗脚水。但他好学上进，夜里别人睡觉了，他自学珠算，自此养成一天只睡四小时的习惯。两年后，苗星垣再到历城粮站做事，因为办事认真，品行可靠，颇受掌柜的器重和信任，常被派去买粮跑腿。他还练就了“一把准”的绝活，不管是粮食还是棉花，只要伸手一抓，就知道里面有多少水分。三年后，又来到与自家世代相交的老乡王冠东开的泰华粮店，被聘为副经理。

1919年，羽翼逐渐丰满的苗星垣与他人联合创办粮栈“同聚长”，苗星垣负责业务。这也是“小苗家”与他人合资创办的第一家商号。从此，“小苗家”开始在济南崭露头角。在此后十几年间，“小苗家”的“同聚长”与“大苗家”的“恒聚成”并驾齐驱，闻名商埠，以此夯实了苗氏家族在济南实业界的根基。

彼时，济南有“穿衣问章丘，吃粮找新城”之说。章丘旧军孟家经营的绸布在济南无人能与之比肩，米面油生意则是苗家之天下。但谁能想到，苗家居然也干起了与穿衣密切相关的纺织生意。

民国时期成通纱厂“纺车”商标

1929年至1933年，日本利用邻近中国的有利条件，大规模进军中国棉花与纺织市场。在山东，日资纺织工厂占据大半个江山。苗星垣开始将目光从粮栈交易转向纺织业，他不断扩大成丰面粉厂的铁工部，为开办纱厂准备制造设备，积蓄技术力量。1927年，他以粮栈“同聚长”名义，在津浦铁路以西，新引河（东工商河）以东购置了九十三亩土地，为办纱厂创造必要条件。

苗星垣重视家庭，是个孝子，对其母特别敬重。他作为兄长，对兄弟姊妹关爱有加，尤其对弟弟苗海南格外器重。他资助苗海南在老家和济南上完学，又令其辞退了稳定的银行工作，考入南通纺织专科学校。他又出资将苗海南送到英国曼彻斯特皇家第六纺织学院工程科继续学习深造。

1932年春，苗海南从英国留学归来，隐瞒身份，到青岛日资华新纱厂当了半年工人，他一方面考察实践，另一方面摸清该厂技术人员状况，并“挖”了二十九名技术人员来济南。苗海南与二兄苗星垣一道，联合苗杏村召集五十余人，发起成立成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苗杏村任董事长，苗星垣、苗兰亭等为常务董事。时年二十八岁的苗海南任经理兼总工程师。1933年5月，成通纱厂建成投产并很快发展壮大。

民国时期成通纱厂“聘贤”商标

1935年，山东最早的民族资本纱厂鲁丰纱厂面临倒闭。1937年,苗杏村购买该厂全部固定资产,使其成为苗家的独资纱厂，改名成大纱厂，苗杏村任董事长,苗兰亭任经理。

1935年，“小苗家”制定了进军“大西北计划”并付诸实施。苗海南与苗星垣筹资，在西安设立成丰面粉厂分厂，八个月即建成投产，其速度之快，令同行们瞠目。1937年春，成通纱厂西安分厂正式设立。但不久因七七事变爆发，“大西北计划”中途夭折。

日军侵占济南后的1938年2月，强迫苗氏兄弟接受所谓“军管”，由青岛日商丰田纱厂接管，苗氏及“成通”其他管理人员一起被逐出厂区。无奈之下，苗氏兄弟在济南开办了“成丰”“尚志兴”“复聚长”等小型粮栈，以便安排旧部，使其另谋生路。苗海南被迫“南下”，在南京汉中门外二道埂子街，与他人合作创办普丰面粉厂，苗星垣任董事长，苗海南任经理。但开业没多久，“普丰”被日商强行霸占。

后来“成通”被迫实行“中日合办”，“成通”改称“丰成”，勉强能拿到少量分红。成丰面粉厂也被军管后“中日合办”，改称东亚面粉厂，苗星垣退居为中方副经理。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委员会委派苗海南为监理人，从日商手中将成通纱厂收回自营。苗海南相继担任成通纱厂经理兼总工程师、济南纺织业工会理事长、济南市商会常务理事。他还办起职工食堂、澡堂和职工子弟小学，并亲自担任校长。

1948年济南战役前夕，成通纱厂的一些股东离开济南“跑路”去了南方或台湾。是年5月，苗海南携夫人崔永和及岳父崔景三一道去台湾走了一趟，用其夫人的话说：“名曰观光，实则看看风向”。最终他们还是回到济南，坚持做实业。济南战役结束后，苗海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使成通纱厂迅速复工复产，成为济南战役后最早复产的大型企业。

1950年代初的成通纺织公司的女工们

1951年6月，为支援抗美援朝，苗海南代表成通纱厂捐钱购买了两架战斗机。他还倡议厂里股东，大量认购建设公债，捐资办学，支援新中国建设。1954年五六月间，成丰面粉厂和成通纱厂先后被批准“公私合营”，后成为国营企业，改称国营济南第四棉纺织厂，人们简称“国棉四”。

1950年代，苗海南先后担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任委员，民建山东省工委主任的等职，成为苗氏家族中社会地位最为显赫的人物。1966年初夏，苗海南没有因获得如此多殊荣而躲过政治运动，他被下放到济南染织厂“劳动改造”，其家庭也遭到冲击。是年10月3日，他在青岛不幸逝世，终年六十二岁。

值得一提的是，苗海南夫人崔永和，祖籍临淄西古城村。其父崔士杰，字景三，以字行，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1928年五三惨案发生后，他临危受命，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山东交涉员，与日本公使谈判一年，最终达成日军撤离协议。他还亲临青岛码头，监督日军登船撤离。后来他代理山东工商厅长，兼任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长。1932年，他与穆伯仁、马伯声、辛铸九、苗杏村等人一同发起创立仁丰纱厂（后称济南第三棉纺织厂），他曾担任第二任董事长。

崔永和十一岁入青岛圣功女子中学读书，十六岁赴北平燕京大学读书，后远渡至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系留学深造。归国后，她曾给燕京大学校长、后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担任中文翻译。回到山东后，她曾给时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担任过英文秘书。

有趣的是，无论大苗家还是小苗家，所兴办的商号里大都有个“聚”字，而所开办工厂名称中又都有个“成”字。也许苗家的“聚”，“成”就了这个家族。当然，曾经似锦繁花，终是落红难缀。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为历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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