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国栋丨走近那高高的跳伞塔

1971年夏天，十岁的我随即将临产的母亲去了青岛，小弟一出生便成了青岛人。母亲在位于四方抚顺路的姥姥家“坐月子”，我也在此住了一个多月，疯玩了整整一个暑假。

母亲兄弟姊妹七人中，大姨、三姨、小姨、大舅都久居青岛，我自然是到处串门、走亲戚，小姨与姥姥同住一座楼，去得更多。我跟着小姨和姨夫去“街里”（中山路）逛街，到前海沿儿洗海澡；跟着三姨到沙岭庄海滩挖蛤蜊；还跟着姥姥楼上的玩伴，到尚未拓宽的山东路旁，钻进玉米地，偷掰人家的苞米（玉米）。玩得最开心的还有一个地方，即离姥姥家不远的海泊河公园。

孩子们心里，都有一个飞翔的梦（历史照片）

海泊河是青岛的一条内河，是德国人在此开埠后的水源地，也被称之为“老青岛”的母亲河。这个设施简陋的公园因此成为四方的地标。说是公园，只是有些大树，有个大铁笼子，养了几只猴子和几只孔雀。还有个旱冰场，很受年轻人喜欢，旱冰鞋都是现场租用，租一次几毛钱，成为大孩子们的抢手货。隔着一条路，是海泊河体育场，渣土铺就，简易跑道里面有个不太标准的足球场。

体育场一隅，凸立着一座似曾相识、有十来层楼高的圆柱形建筑，比一般大烟筒要粗，酷似水塔，但没有顶端的塔帽，塔身上还有窗户似的黑洞。塔下空地上码放的一堆堆大圆木，像个木材货场，氛围感很是异样与神秘。当时，玩伴们也不知道这是个啥建筑，后来听姥姥楼上的大人说是跳伞塔，是没有完工的“半拉子”工程，用现在的话说叫“烂尾”。我这才恍然大悟，难怪我感觉似曾相识，跳伞塔我是见过的，济南就有。

1942年4月4日，重庆陪都跳伞塔落成仪式现场（历史照片）

跳伞作为一项运动，有飞机跳伞、伞塔跳伞、气球跳伞和山坡滑翔伞等种类，前两项运动开始时还与军事有关。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迁往重庆。面对日军飞机对包括重庆在内的中国城镇狂轰滥炸，蒋介石提出“无空防即无国防”，并着手抓“空防”训练。1941年4月4日，重庆成立了中国滑翔总会，各省设分会，蒋介石兼任总会会长。中国滑翔总会第一届理事会决定，在重庆大田湾修建跳伞塔，以培养市民对航空的兴趣，以此强化国民空防意识。

整整一年后，即1942年4月4日，位于重庆两路口的陪都跳伞塔落成，通高四十米，塔身顶端悬有三只钢臂，各长十米，可各悬挂一伞，三伞可同时降落。这不仅是中国首座，也是彼时远东最高、设施最好的跳伞塔。当天举行了落成暨开塔盛典，担任滑翔总会理事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长陈立夫主持庆典并致词，白崇禧、张治中、谷正纲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五百多位嘉宾出席庆典。于右任剪彩并开启塔门。陈立夫亲笔题写的《陪都跳伞塔记》，镌刻于石碑之上，立于跳伞塔前。那通石碑今藏于重庆市博物馆。

重庆跳伞塔全景（历史照片）

十四天后，即4月18日，中国滑翔总会在跳伞塔下举行茶话会，欢迎外国宾客前来观摩。“宋氏三姐妹”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和国民党上层人士应邀与会，并观看了跳伞表演。

1949年后，伞塔跳伞运动方兴未艾，跳伞塔如雨后春笋，一个个从各大城市“冒”了出来。自1955年北京修建了新中国第一座跳伞塔后，1956年至1960年的四年间，先后有开封、郑州、哈尔滨、济南、武汉、沈阳、保定、西安、太原、广州、上海长宁和杨浦、长春、石家庄和南京等十五座跳伞塔拔地而起，这其中没有包括青岛。

比起青岛的“半截子”跳伞塔来，济南跳伞塔无疑是幸运的。它经历了由选址、建设、启用、辉煌到落寞的全过程，成为一项运动由盛而衰和一个时代变迁的历史见证。

刚刚建成不久的济南跳伞塔（历史照片）

济南跳伞塔选址于彼时南郊。旧时济南城不大，今经十路以南，时为王家庄一带，便属城南乡野了。1948年，济南战役打响前两个月，国民党守军司令王耀武向社会各界派征款项，征用王家庄大片麦子地，修筑了一条飞机跑道，被时任济南市市长王崇武称作“耀武跑道”，本打算一旦西郊张庄机场失守，即将此处作为备用机场启用，很显然，这条跑道并没派上多大用场。

1950年，政府采用“以工代赈”方式，将这个几近荒废的跑道及周边麦田进行平整改建，命名为人民广场，这是济南最早命名为广场的地方，也是当时济南大型集会及节日游行的重要举办地。

1951年，在今经十路与纬二路交叉口的西北角，建起八一礼堂及一路之隔的八一广场后，人民广场逐渐被取代，以致“退场还林”，栽上了一排排果树，改造成为南郊果园。

1978年济南跳伞塔下运动员刚刚落地（图片源自《济南日报》）

为适应我国跳伞运动热潮的到来，1957年，占地六万五千平方米的济南跳伞塔“国防体育俱乐部”在原人民广场位置开工，当年底即建成，1958年6月举行了盛大揭幕典礼，有万余人到场观看。塔身通高近六十一米，上悬四只塔臂，下面挂着伞圈，四臂可单独进行操作，在风力允许情况下，可同时进行四人跳伞。其高度虽不及高八十五米的“全国伞塔之冠”开封跳伞塔，但相当于二十层高楼的济南跳伞塔，却长期居于全市建筑第一高度的霸主地位。要知道，早于跳伞塔建成的两年前，即1955年，院西大街（今泉城路）建成高四层的百货大楼，曾经是济南最高建筑。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济南最高楼宇共青团路电报大楼，也仅仅九层而已。济南跳伞塔高耸挺拔的身姿，在千佛山、马鞍山麓的旷野中，格外醒目。

走近高高的跳伞塔（牛国栋 摄影）

跳伞塔建成后，跳伞运动在全市得到迅速推广。揭幕典礼后仅一个月，济南就举办了由厂矿、机关、学校等一百多人参加的跳伞运动辅导员培训班。随后的这个季度，全市有上百个工厂、机关和各类学校共八千余人接受了较为系统的跳伞训练。后来几年，平均每年来此参加跳伞活动的达三万多人次，这里还为上海等六个兄弟省市代表队进行了培训。

1959年5月，在全省第八届运动会跳伞比赛中，济南代表队获团体冠军和男子个人脱钩定点跳伞第一名。同年6月，在全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伞塔跳伞比赛中，吴桂英获女子脱钩跳伞第一名。随后几年，在参加全国历次比赛中，济南选手刘加林、郭荣康、高明、孙庆瑞、陶惠芳、乔金、张爱玉、刘玉凤、张麦兰等男女运动员打破了飞机跳伞五项世界纪录，其中两人还平了一项世界纪录。他们大都是从伞塔跳伞运动员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这一时期，跳伞塔下门庭若市，人潮涌动，成为彼时济南炙手可热的体育运动新地标。

从全民健身中心看跳伞塔（牛国栋 摄影）

后来有一次，父亲带着我来到跳伞塔，去参观过一次摩托车场地越野赛。只见场地上堆着土丘，挖有沙坑，还有一头高高翘起的木制跳板，跳板之下是一小片浅水洼。摩托车手们均身穿一身军装，身背步枪，但不戴领章和帽徽，父亲说是民兵。他们骑着两轮摩托或带有挎斗的三轮摩托，挎斗里另坐一人，架着机关枪，一会儿翻越小山丘，一会儿跨过大沙坑，最刺激的是摩托车开上跳板，“飞”越水洼，当飞越距离不够时，摩托车会“跌”进水洼里，水花四溅，每每于此，大人孩子们都会惊得大呼小叫，然后便是掌声雷动。遗憾的是，我记忆中好像从未现场观看过跳伞。

自1978年9月济南跳伞塔举行的全国伞塔跳伞邀请赛为节点，济南人似乎再也没有获得过此项目的冠军。1980年代，伴随着跳伞项目被移除全运会等正式比赛项目，群众性伞塔跳伞也逐渐衰落。1990年代，念旧的济南人在跳伞塔举办过一次跳伞表演，也成为这一项目向泉城的最后告别，跳伞塔的光环随之渐渐褪去。

济南东西交通大动脉的经十路，早年间在与玉函路交叉口东侧靠近跳伞塔的那个公交站，站名就叫跳伞塔站，叫了很多年。每当我乘车路过此站，总要向南张望，总会再看一眼那座渐渐被人遗忘和冷落的高塔。

从泉城公园看跳伞塔（牛国栋 摄影）

我开头提到的青岛那座未完成的跳伞塔，命运实在悲催。大概在我近观后不久，即悄然被拆除，无影无踪。其原址上建起后来更名为“弘诚”的体育场，曾经是青岛海牛足球队的主场地。岛城的青年人，在连绵起伏的足球热浪中，很少有人会知道这座体育场的前世与跳伞有关。

如今，济南跳伞塔则幸运地成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省内唯一、全国仅存的五座跳伞塔之一，成为“健在的古董”。其周边被热闹的公园、熙攘的商场和人气颇旺的健身中心所包围，如果不刻意寻找，便很难发现跳伞塔的倩影，那个公交站也早已改名换姓。跳伞塔那高挑的身姿孤独而寂寞地鹤立于天地之间，没有几人能一下说出它的名字。

跳伞塔酒馆（牛国栋 摄影）

幸好，有个小酒馆离跳伞塔很近，与其日夜相守，酒馆的名字就叫“跳伞塔”。每至夜幕低垂，酒馆里杯盏轻碰，笑语欢声，高塔的故事飘荡在温柔的晚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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