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国栋丨三十五年前一篇旧作 令我回望走过的岁月

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平日喜欢写点小作文的我，便开始向各大报纸投稿，尤其瞄准了国家旅游局主办的机关报《中国旅游报》，无论简讯、消息、照片、通讯，还是散文、评论和特稿，从几十字的“火柴盒”，到几百字的“豆腐块”，再到上千字的“半头砖”，能写尽写，能投则投。

这其中，拙文《青岛大学旅游系注重教学与实践》，是青大这个新建校系首次登上旅游行业大报，引起学校和青岛市有关方面高度关注。此后，我被报社聘为特约通讯员。1987年，由我负责建立了该报在山东的首批通讯员队伍，全省十七地市各有一位通讯员。

1989年新闻出版署首次发放全国通行记者证，同时允许向兼职记者发放特约记者证，我被报社聘为首批特约记者。特约记者有严格的名额限制，我也成为该报在山东省内唯一的特约记者。当我拿到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发的“特约记者证”时，那份激动与自豪，溢于言表。

1991年，从年初开始，每个月末《中国旅游报》都出一期彩色版，即“月末版”，在内容上侧重于对广义旅游的表现与反映，增开一些新的栏目，发表各类不同题材、不同形式和不同风格的文章。月末版因增加了知识性和趣味性，业内同仁争相阅读。这一新变化，也促使我产生了新的写作动机。

彼时，旅游业发展仅十余年，国内旅游更是刚刚起步，作为旅游交通大动脉，铁路客运尚处在“绿皮火车”时代，既无动车，更无高铁，运力严重不足，也无网络购票，购票都要到车站排长队，可谓“购票难，难于上青天”。而各家旅行社和各大宾馆都设专门的票务员，为旅行团及散客代理购票业务。我便看准这一选题，试着写了一篇特写，定名为《票、票、票——旅游快节奏的背后》。1991年6月29日，2500字的拙文作为“月末特稿”，发表在《中国旅游报·月末版》头版显著位置。署名时，我的名字前赫然冠以“本报特约记者”之头衔，“小确幸”不由心中生。

彼时电脑尚属奢侈品，办公电脑凤毛麟角，家用电脑更是几近空白，写作自然是手写。早年我虽有留存底稿和样报的习惯，但日久天长、日积月累，便不再当回事，找寻起来如大海捞针。

近日翻箱倒柜时无意间找到了《中国旅游报》1991年合订本及《中国旅游报精选本》，其中拙文均在其中，我喜出望外，如获至宝，遂将这些文字一一敲打下来，原封不动地在此号发出，算是对走过的岁月一种回望、记录与缅怀。

票、票、票——旅游快节奏的背后

进入旅游旺季后，当S旅行社接待的一批又一批海外游客准时、顺利地乘上机、车，踏上新的旅途的时候，这家旅行社的票务员小Z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

周旋于供求矛盾的夹缝之中

旅游，旅游，先旅后游。旅游交通是否顺畅，成为旅游业这一“链条式”经营的成败之关键；代购机、车票的能力怎样，也素来成为海内外旅游界和游客们衡量一家旅行社水准高低的重要尺度。而S旅行社就将这“宝”压在小Z及他的同事身上。

济南老火车站售票处常常人满为患（牛国栋 摄影）

济南，这座拥有五、六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又处在国民经济的大动脉——（胶济和津浦——笔者注）铁路干线的丁字路口，每天需要在此乘车的旅客平均高达三、四万人，而其中软、硬卧和软席等票种的供应量只有需求量的几十分之一，甚至上百分之一。这里的航空客运也很不发达，通往出入境口岸广州、福州等长线航班机型小、班次少，往往需半月以前预订。每年的春运和暑期运输的高峰不必说，仅今年（1991年——笔者注）头几个月在这座城市举行全国旅游商品交易会、首届渔具博览会、化工会、五金会以及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举重锦标赛等大中型经济、科技、体育活动之际，这里的机、车票的紧张程度便可想而知了。

早年硬卡纸制成的火车票

在火车站里长蛇阵似的购票大军中，一般的旅客不说，仅来自军区、省及市、区党、政各大机关、各大企业的专职购票员就有百、八十人，而且个个背景深厚，神通广大。相比起来，旅行社的牌子就软了，架子就小了，级别就低了，而小Z的工作难度就大了。

再看看S旅行社机车票的需求市场：

——旅行社接待的国际旅游团队及散客，游客是上帝，是旅行社的财神，机车票搞不到，不仅会损害一家旅行社的信誉和形象，自然也会断了旅行社的财路。

——旅行社自派的旅游团陪同导游。这些人外出接团本来就是件苦差事，如果不让他旅行躺着走（乘卧铺），日后与小Z抬头不见低头见，难免落个彼此难堪。

——横向往来的外省市兄弟旅行社的同仁，从某种意义上说给兄弟社办票，更能体现自己的实力，小Z的老板总是特意关照。

——上级部门的出差人员，这难免牵扯到上下级关系。

——推辞不掉的亲戚朋友。这些人虽无权无势，但办不好总会招来“六亲不认”的评价。

济南老火车站售票处最初为候车大厅（历史照片）

因此，上述五种人的购票需求，小Z哪个也不敢怠慢。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车站，还是在家中，电话铃一个劲地响，BP机一个劲地叫，有多少说不尽的话，费不完的口舌，都是为了一张张的票，而小Z却尽力为之，应付自如。仅去年小Z代购的4000余张票据中，软、硬卧、软席票及长线机票就占95%。为此，游客高兴，总经理满意，同事们说他辛苦，朋友们说他够意思。而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知道在这背后他所付出的代价，他所尝受到的说不出的酸甜苦辣。

练就一身软磨硬靠的功夫

说他硬靠，是指他所面对的是单调、乏味的工作。早上8点钟，他走出家门直奔火车站，要在软、硬卧团体票发放窗口排上一个小时左右的队。这是个只有两米宽的狭长过道，由于人的密度很大，且不通风，冬天的日子还好过些，到了眼下（6月份——笔者注）这样的暑天，一个个满头大汗的购票者只盼着头顶天花板上那破旧的吊扇能转上一转，但却总是事与愿违。

济南老火车站售票处的购票者（源自网络）

在这儿排完队，拿到票后还要移师到挤满旅客的售票大厅。这座大厅的德国设计师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座始建于本世纪（20世纪——笔者注）初的建筑还会沿用至今，硕大的穹窿顶下显然容纳不下14个售票窗口前好几百名旅客构成的混龙一样的队伍。与那狭长的过道比起来，这里的冬日却是那样的难熬。为了使众人排出的污浊气体能够尽快散去，这里所有的门窗都是四敞大开的，穿着棉大衣也常常无济于事。小Z每天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站上两、三个小时。有时为着一、两张退票还要再跑个来回。累得腿疼腰酸、脖子僵硬且不说，就这枯燥、寂寞的滋味更令人难以忍受。

然而乐趣总会有的，只要你慧眼去寻觅。天长日久在购票者的队伍中，小Z结识了一批朋友，因同操一业，同命相连，自然有些共同的语言。因此他们之间的话题便从东南西北买卖经、中国妞嫁洋女婿、海湾战争等等说开去，可谓海阔天空任你吹了。但大家不知怎的，都拥有同一种心态，达成同一种默契，彼此都回避各自购票的数量及成功率，也许这便是暗暗的一种竞争吧。

说他软磨，是指他所面对的关系，是人人都离不开的关系。在供求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即使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措施，机、车票的发放也不会像有些人理想中那样的公平。再者说，人本来就是“感情动物”，认识久了，处得长了，就自然有了交流。售票口站的那几个小时拿回来的票只是在表面，而大量的工作需要平日的“感情投资”，去将这种关系磨合、巩固。他的腿勤，经常和同事一道去民航、联航、铁路部门争取他们的支持。当这些部门有事需要旅行社配合，小Z也总是鞍前马后，帮着张罗。逢年过节，他也总要到有关的人员家中探望。他的嘴甜，不管售票处里的年青女子比他大还是小，他都一样尊称姐，几日不见，总得相互问候一番。只要对工作有利，他舍得花心血，舍得花时间。

最大的快慰

大概是由于职业习惯的关系，他感到平素最大的快慰与痛苦总是同机、车票联系在一起的。他每次买票归来，一大把票掐在手里，总感觉增添几分神气，而最大的快慰则是那些特别难买，而费九牛加二虎之力买到的票。他是一个清心寡欲之人，不在乎领导、同事及客人们对他的褒奖，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人们看到他的自身价值。他感到痛苦的则是有人对他工作性质的误解。有个别人指着他的脊梁说，腰挂BP机，半天不见人，到处跑跑颠颠，拉关系，谁知道他整天干了些什么。对此他权作没有听到。

购票大军（源自网络）

一次，小Z没有给一位要出“全陪”的翻译导游员买到硬卧票时，这位翻译指着小Z说：“票都买不到，要你干什么！”小Z真有些沉不住气了，顿时有许多说不出的委屈。铁路民航又不是我家办的，我有啥法子？没有功劳总还有辛劳和苦劳吧。但他静下心来想，大多数的同事对他是理解的，甚至是同情的，当车站售票员请小Z设法帮助购买些外地的紧缺商品时，小Z无论找到哪位出差的翻译导游，大都会得到欣然应允。社领导更是信任他，尽量为他的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想到这些他轻松了许多，也正是这一工作使他成熟起来。

小Z只是庞大的票务员队伍中的代表，我所认识的还有Q宾馆的大K，J旅行社的老C┉┉他们之间，不同的地方各有不同，相似之处却十分相似。

（本文原载于1991年6月29日《中国旅游报·月末版》）

这篇旧作发表一年零两天后，即1992年7月1日，小Z排队购票多年的那座济南老火车站，德式钟楼上走得精准的机械大钟永远地停止了转动，伴随济南人走过八十个春秋的老车站随之作古。

1993年之后，我因工作变动，给《中国旅游报》写稿的机会少了，逐渐从特约记者岗位上“退”了下来。报社让我将特约记者证交回，“以旧换新”，颁发给接手这一工作的同事。彼时特约记者与正式记者一样，享有优先购票权，据说在很多地方可凭此证先上车后补票。我虽从未使用过这个小“特权”，但此证交还那一刻，我依然百感交集。

1995年，中国旅游报社在山东淄博召开通联会，特意邀我参会。我虽因故未能赴会，但报社在会上向我颁发了荣誉纪念证书，由与会同事代领回来。我与《中国旅游报》的这段机缘也就此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