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路苏轼-4 | 苏轼的为官之道

提起苏轼，大家都会想到什么？是那朗朗上口的诗词，是那欲罢不能的东坡肘子，还是那杨柳春晓的苏堤。我们也许忽视了，苏轼跌宕起伏的一生，其实更是他一生为官的写照。苏轼二十岁高中进士，二十五岁进入官场，最高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官阶是从二品（相当于今天的副国级领导）；最低时，任琼州别驾移、廉州安置，官阶从八品（相当于今天的副科级干部）。但是，苏轼不管是官居高位，还是跌落凡尘，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能“在其位，谋其职，负其责，尽其事”，努力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有益的事情。

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朝廷以兵部尚书的职务召苏轼入京，兼任侍读，在此期间，苏轼写下了《谢除两职守礼部尚书表》，阐述为官者的为官之道：一曰慈，二曰俭，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诚，六曰明。

苏轼认为，所谓“慈”，就是为官要以慈爱之心对待治下的百姓，施行仁政，不乱动兵刑；所谓“俭”，就要节约开流，不伤民财；所谓“勤”，就是“躬亲庶政，不迩声色”；所谓“慎”，就是做事谨慎，要“畏天法祖”，不被他人的说三道四所左右；所谓“诚”，就是诚信待人，对同事、对部下要推心置腹，不耍两面三刀；所谓”明“，就说话办事，一是一，二是二，实事求是，”专信君子，不杂小人“。苏轼认为，为官者只要守住”慈、俭、勤、慎、诚、明“这六字真言，就能有利于百姓，也就不辱为官者的使命。

现撷取几例，以飨读者：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相当今天的地级市的市长）。上任后，苏轼就给当时的皇帝宋神宗写了一封谢恩信。性情中人的苏轼在信中也陈述了自己的坎坷遭遇和心中愤懑。这本来就是一件可小可大的事，岂料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说这是他对朝政的不满，甚至还对他原来写过的诗进行了推断和诠释。这其中，苏轼曾经的好友，《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也拿出苏轼送给他的诗作，吹毛求疵，硬是找出了几条苏轼讥讽朝政的诗句。

于是，北宋负责“纠察、纠风”的御史台就将苏轼从湖州押解到了京都开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幸亏宋太祖开国之时，就立下了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在开封下狱三个月后，被宋神宗释放，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相当于今天的县武装部副部长或民兵连长）。

团练副使的职位相当低微，并且没有什么实权。即便如此，苏轼也没有忘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念。在黄州，苏轼听闻民间盛行“生子不举”的现象。所谓“生子不举”，不是生了孩子不养育，而是把婴儿溺死或扔掉。苏轼心怀慈善悲悯之心，听到这种恶习甚感酸楚，吃不下饭。

于是，他写下了《与朱鄂州书》，寄给了鄂州太守朱寿昌。他说：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在当时，依据津法，“杀子孙，徒二年”，而之所以“生子不举”恶习盛行，就是官府普法力度不足，建议朱太守要加大法律宣传。同时，苏轼还建议出台相关政策，对那些贫穷家庭不能抚养孩子的，进行“精准扶贫”，给予周济；同时，由政府出面，要求黄州富人“岁出十千”，自己“虽贫，亦当出十千”，用这些善款买来米布，“访间里田野有贫甚不举子者”加以救济。

北宋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财富得以快速积累，再加上北宋官员的俸禄又在历代王朝中是最高的，因此，整个社会的奢靡之风愈演愈盛，即便后来朝廷不得不颁布禁令限制无度消费，奈何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奢靡之风仍然难以禁止。

苏轼一生，光明磊落，始终戒奢崇俭，清廉自持。苏轼有位朋友叫蒲宗孟，喜欢洗澡。他每次洗澡，都要用二十四桶水，还需要八九个仆人侍奉。于是，他就把这种洗澡方法介绍给了苏轼。苏轼闻之，婉言谢绝，并致信相劝：闻所得甚高，固以为慰。然复有二，尚欲奉劝，一曰俭，二曰慈。

苏轼不仅规劝身边的亲友要俭约，还曾给宋神宗上书，不要铺张浪费。他曾给宋神宗上《谏买浙灯状》，他认为，朝廷每年耗巨资购买四千余盏浙灯用于元夕节放灯，太过奢侈。他在奏表中写道：皇上应以爱民为本，怎么会为了后宫妃子们的欢乐而伤害老百姓的利益呢？你应当收回办灯会的命令，今后凡宴会、游乐等一律从简，切不可玩物丧志，骄奢误国。不仅如此，苏轼还说，购买浙灯，只是内廷临时购买，无人检察，极易造成个别官员从中大饱私囊，所以此事“大可不必”。宋神宗看完的上书，也觉得有理，就下旨不再购买浙灯。

苏轼为官，除了慈政、俭政之外，还以勤政著称。他在杭州任太守时，发现西湖水草已经遮盖了大半个西湖，照此速度发展下去，几十年后，西湖将完全被水草覆盖。于是，他亲自带领杭州民众治理西湖，并把挖出来的淤泥和水草筑造一座长堤（即苏堤），连通南岸和北岸，这样不仅能解决难题，还能增加行人的便利和湖面的美丽。

苏轼任徐州知州后，就遭遇了黄河决堤，洪水在一个月内先后淹了四十五个县，毁坏粮田农舍无数，徐州城岌岌可危。苏轼遇险不乱，安排好官吏衙役想法堵好城门，踏着泥泞小路到武卫营动员士兵共同抗洪。他说：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士兵们义不容辞地登上了城墙守护，苏轼更是以身作则，吃住都在城墙上的窝棚内，不分昼夜指挥将士们加固城墙，终于抗拒了洪水入侵。

苏轼被贬黄州，薪俸骤减，一度过着“向人祈米何曾得”的日子。后来，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城东的一处坡地开荒种田，以解全家温饱。这期间，苏轼就像乡间老农一样，又黑又瘦。紧巴巴的苦日子并没有打败苏轼，他反而以这块坡地之名，自号“东坡居士”，这就是苏轼被称为“苏东坡”的由来。

苏轼的诗文天马行空，毫无羁绊，但苏轼为官却是慎之又慎，总是担心稍微不慎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祸。

苏轼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他认为：王安石就像战国时期的李悝、商鞅等人一样，是急功近利之人，也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拿国家大事进行赌博。王安石性格倔强，为了变法也不惜打击对手，将苏轼、司马光等守旧派都赶出了京城。

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废止的新法，要将免（募）役法重新改为差役。苏轼深知差役“法久多弊”，百姓多因差役而破产。因此，刚回到朝廷的苏轼又对司马光进行了抨击，力主“免役不可改，差役不可复”，他从王安石新政的反对者又变为了新政的支持者。

苏轼与弟弟苏辙同朝为官，“兄居禁林，弟为执政”，他深感“势难安处”，就主动向朝廷提出“回避”。他向宋哲宗上书，恳切请求免去自己的朝廷官职，到地方上去任职。他说：臣之愚虑，终以弟辙亲嫌，于义未安。生怕以此耽误了朝廷的政事。

这就是苏轼，他的每一次决定，都是从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出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切切实实地想为民众做些有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