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路苏轼-2 | 苏轼与佛教

苏轼者，我们大多喜称苏东坡。苏轼，名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

在古代，特别重视礼仪，所以在名和字的称呼上是十分讲究的。《礼记·士冠礼》记载：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君父之前称名，他则称字也。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名”只在君王或长辈面前才能使用，而“字”是用来在平辈或晚辈间称呼的。而“号”一般是文人雅士之间用来互称或自称的，多寄托了主人的情怀、品格、兴趣爱好或生活经历，类似今天的“网名”。

苏坡被贬黄州之时，曾在城东打理过一片荒地，故以“东坡居士”自谓。“居士”，意为在家修持佛法的佛教徒。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文人都与佛教的关系密切，比如，王维、李白、白居易、欧阳修、李清照，而苏轼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直到今天还流传很多他与佛印相恨相杀的趣闻轶事。

相传，苏轼与佛印对坐论道。苏轼问佛印：你看我像什么？佛印说：你像一尊佛。苏轼闻之窃喜。佛印反问苏轼：你看我像什么？苏轼借机戏弄佛印，说：我看你像坨牛屎。佛印笑而不语。苏轼感觉自己占了大便宜，就回家跟妹妹苏小妹嘚瑟。苏小妹说，佛印心中有佛，见你如见佛；你心中有屎，自然见人皆是屎。

这个故事的最初出处为明代徐长孺所著《东坡禅喜集》一书，上世纪40年代林语堂先生创作《苏东坡传》时，也收录了这个故事。虽然这件事的真伪令人存疑，但至少也间接佐证了苏轼笃信佛教并与佛教徒交往甚密的事实。

苏轼何时开始信仰佛教的，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苏轼的著作里找到一些端倪。苏轼在晚年作品《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中写道“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用以回忆他和弟弟苏辙（子由）同窗共读的少儿时光。

据史料记载，苏轼与苏辙有过三次同窗共读的时光。分别是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庆历五年（1045年），苏轼八九岁，苏辙四五岁，在天庆观师从道士张易简；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苏轼和苏辙以父苏洵为师，是为“少于辙皆师先君”；同年，苏轼和苏辙拜眉山名士刘巨门下，习学声律。

苏轼和苏辙师从张易简时，应该不大可能接触佛学知识，张易简作为道士，想来不会给苏轼和苏辙“释迦文”。苏洵在《忆山送人》一诗中，曾记录了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他在庐山参谒居讷禅师的经历，可见他颇有佛性。因此，苏轼接触佛教应该受家庭影响，即“少于辙皆师先君”之时，此时，苏轼十二岁。

不过，也有人认为，苏轼接触佛教的时间没有那么早。理由是，苏轼出任凤翔府签判（负责文书事务的官员）时，王彭（字大年）为凤翔临军。王彭在佛学上有很深的造诣，苏轼曾多次向之请教。后来，王彭去世，苏轼为他写下了《王大年哀词》：嘉祐末，予从事岐下......予始未知佛法，君为言大略，皆推见至隐以自证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嘉佑”，系宋仁宗最后一个年号，共使用了八年，即公元1056年~1063年。也就说，苏轼”喜佛书“时大约在二十六岁前后。

我认为，不管是苏轼少年时光的“旁资老聃释迦文”，还是苏轼青年时光的“之喜佛书，盖自君发”，其实都没有错。这是因为，一个人从接触佛教到笃信佛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少年的苏轼心智还未成熟，也不大可能对佛教有多大的兴趣。苏轼的一生，大起大落，而在这种巨大的落差之下，苏轼没有自怨自艾，仍然能够保证他超脱淡然的本性，大概也跟他笃信佛教有一定的关系。

苏轼的前半生，是我们不熟悉的苏轼；而苏轼的后半生，笃信了佛教，才成为了我们耳熟能详的苏东坡！